中国古代故事:推究源流(下)

中国古代故事:推究源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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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故事：推究源流（下）

作者：刘静聊天下

这种历史意识
，既与学术发展有密切关系
，也和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政治礼仪制度等有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由于经济基础、基本的经济形态没有根本变化
，因此虽说“帝王质文
，世有损益”
，但实际上社会生活、政治等方面的制度的变化都十分迟缓
，于是形成人们思想的某种保守性
，考虑、处理各种问题
，往往追溯历史
，从古代寻找依据。自从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后
，便常常是从五经中找根据
，将经典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总之
，论事喜欢追究原始
，以宗经为标榜
，那样的思维定势
，与社会发展的状态也是有关系的。

以上从学术和社会发展的角度
，泛观钟嵘区分诗派、推寻源流的思想基础。如果从诗文创作与批评本身来看
，应该说
，那与晋宋以来模拟、学习前代或当代作家的风气
，有直接的关系
，也是长期以来鉴赏、批评中注意把握作品整体风貌那种做法的反映。

学习、模拟前人作品
，汉代已有那种情况。《楚辞》中所收汉人作品便是例证。扬雄更是一位模拟大家。而晋代以来
，诗歌创作中拟古、学古之风尤盛。钟嵘说到的陆机拟汉代古诗十余首
，就是诗歌史上著名的例子。拟古原是学习作诗的一种方法
，犹如学习书画时的临摹一样。由此而渐成风气
，即使已经成熟的作家也喜欢写此类作品
，以毕肖为工。当然其中有时也包含激赏古人之作而加以仿效、甚或欲与古人一较短长的意识。这种模拟
，包括题材、主题、技巧以至字句之间的模仿。而相同或相近似的内容和艺术表现便往往形成相近的风格
，对此人们也是有所自觉的
，他们往往用“体”字指称作品的风格、风貌。《文心雕龙·体性》云“摹体以定习”
，《定势》亦云“模经为式者
，自人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
，必归艳逸之华”
，就是说有意识地模拟某种作品而形成风格。刘舞还说
，文章写作中那种故意违反用词造句规律的“讹势”
，它的形成与人们“师范宋集”很有关系。因此他十分强调人门须正
，取法乎上
，认为初学者必须选择正确的模仿对象。在具体评论作家时
，刘勰有时也指出古今作者风貌的类似
，述及其渊源继承关系。如说司马相如“师范屈、宋
，洞人夸艳”;说杜笃、贾连是“崔(骃)、傅(毅)之末流”
，王延寿“善图物写貌”
，是“枚乘之遗术”等。现存南朝诗歌中
，单从诗题上看
，就颇有一些模拟之作。如鲍照有《拟青青陵上柏》、《学刘公干体》
，又有《效阮公夜中不能寐》、《学陶彭泽体》
，风貌即与所拟者相近。

江淹也有《效阮公体》十五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江淹认为汉魏、两晋、南朝的五言诗歌
，各有其不同的时代风貌
，而且诗人众多
，其体貌也各各不同。故作此三十首诗
，模拟上起汉代、下至刘宋的诗人们的代表作品
，后人往往称赞它们能逼肖原作。可知江淹在辨别诗歌风格方面颇具眼力
，其模仿的水平也不为低。此外
，何逊也有《拟青青河畔草转韵体》、《聊作百一体》
，分别模拟古诗和应璩。比钟嵘稍后的萧纲、何子朗都有学谢惠连体的作品。总之南朝诗人颇有模拟的意识。刘宋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都被模仿而形成流派。这在《诗品》中就有反映。下品谢超宗条载钟宪之语
，说宋孝武帝、宋明帝时
，鲍照、汤惠休的绮丽诗作很能打动人心
，被许多作者模仿
，而谢超宗等人则坚持学习颜延之、陆机那种尚规矩、重人工组织的、显得渊雅的诗风。《诗品序》中说到“颜延、谢庄
，尤为繁密
，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宋孝武、宋明帝年号)中
，文章殆同书抄”。谢超宗等人模拟颜、陆体
，应就是在这“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之中吧。这一派直至梁时仍有势力。据《诗品》说
，由于任防以博学为诗
，以用典故为高
，许多人群起效法
，遂成风气。这股风气即可视为颜延之一派的余绪。学鲍照、谢灵运者也是齐梁时仍大有人在。《诗品序》说鲍照被视为羲皇上人
，即可见齐梁时仍有许多作者崇拜、仿效他。学谢灵运者更屡见于史传。如齐武陵昭王萧晔即曾“学谢灵运体”。王籍学谢
，“室其合也
，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
，如仲尼之有丘明
，老腆之有严(庄)周”。又伏挺也“善效谢灵运体”。直至萧纲作《与湘东王书》(时钟嵘逝世已十余年)
，还说有人效谢灵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概括齐梁时诗坛状况
，说大略分为“三体”
，即“出灵运而成”的一体
，类似于傅咸《五经诗》、应豫<百一诗》的一体和“鲍照之遗烈”一体。其中第二体的特征
，在于“缉事比类”
，“博物可嘉”
，即堆砌典故
，实际上就是模仿颜延之那一派
，只是萧子显欲远求其祖始
，故溯源至魏晋作品罢了。

综上所述
，可知当钟嵘著书之时
，南朝诗坛盛行模拟的风气
，而且其他论者也注意到此种现象。钟嵘评论诗人着眼于源流继承关系
，正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只是他以今例古
，囊括数百年而言之
，显得颇有体系罢了
，然而也正因为太有系统太细致
，乃不免使人有牵强之感。

至于将众多诗人最终归结于《国风》、《小雅》、《楚辞》三个源头
，其实也是有所继承并与当时一般的想法合拍的。刘宋时檀道莺《续晋阳秋》述汉魏西晋文学
，已说“皆体则《诗》、《骚》”。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有“原其飙流所始
，莫不同祖《风》《骚》”之语。刘勰《文心雕龙》则标举经书和《楚辞》为学习作文(不仅是诗歌)的两大典范
，只是将《诗经》扩大为五经而已。可以想见
，在南朝一般人看来
，《诗经》、《楚辞》是百代诗歌美文之祖。钟嵘将古今众多诗人分为三系
，其恰当与否姑且不论
，总之也是时代风气的反映。他将曹植、陆机、谢灵运这三位不同时代诗坛上首屈一指的人物都置于《国风》一系
，其合理与否也暂且不论
，但总让人感到其中隐隐然似有将《诗经》置于《楚辞》之上的意味。这也与《文心雕龙》“凭轼以倚《雅》《颂》
，悬髻以驭《楚骚》”即将经书作为倚靠、而以《楚辞》为控制驾驭对象的提法
，具有相似的倾向。当然钟嵘对此不像刘勰那样加以论析
，只不过让人感到那么一点宗经的气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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