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和学富五车哪个更牛?读这位大诗人酒后戏言,就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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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高八斗和学富五车哪个更牛？读这位大诗人酒后戏言，就很清楚了

作者：美诗美文

发表时间：06-2712:35百+计划作者，文化达人

“才貌双全”中才在前，貌在后，说明了在古人眼中，才的份量是远高于貌的。于是一堆夸人有才的成语，便充斥了我们的生活：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等等。但在这些夸人有才的成语中，才高八斗和学富五车是最引人注意的，因为它们不但夸张，而且还带上了数量单位，词本身就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那么这两个词到底哪个更牛呢？让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1.先说学富五车的出处

这个成语出自战国《庄子·天下》，原文是这样的：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惠施这个人，学问确实很广博，他的文章装起来有五辆马车那么多，但是他的道术却杂乱无章，言辞也有很多不当之处。

原来第一次被人称为“学富五车”之人，却是在接受批评。惠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曾任魏国的相国，那他的这五车书到底有多少呢？当时还没有纸质书籍，最轻便的书籍就是竹木简，一般来说一个竹简上书写的字数不会超过50字。而我国古代的马车多为两轮，哪怕到明代一辆二轮马车的载重量也不过500公斤，能承重的竹简数量连上万片都难。这样看来一辆车上的字数最多50万字，而学富五车大概就是250万字。

250万字是什么概念？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共82万字，《水浒传》70回版本共56万字，《水浒传》最长版本96万字，《红楼梦》前80回61万字。也就是学富五车的数量不及四大名著的总和。

2.再来看才高八斗的出处

第一个讲出这个概念的是南北朝最狂诗人谢灵运。谢灵运出身名门望族谢氏家族，一出身就顶着神童的光环，这也造就了其不羁的性格。皇帝给他封了官，但他却总是流连山水之乐，不是擅离职守就是干不长久。有一天，他在与朋友的酒后戏言中，大言不惭地说：

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

斗是古代的计量工程，一石等于十斗。谢灵运天下之才总称为一石共10斗，曹植一人占了八斗，而自己占了一斗，古今其它才子加起来才一斗。这句话写出了自己的狂妄，也道出了对曹植的推崇。说起来曹植也是担得起大才子之名的，他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汉乐府，《洛神赋》、《白马篇》、《长哀诗》都是经典，清朝王士更是将其和李白、苏轼并称为仙才。

从谢灵运酒后戏言来看，确实已经解释得明明白白了，被称得上才高八斗之人，才气远非一般才子所能比。而学富五车，仅仅是指读过或者书写过文章的数量，从夸张程度上来看，确实很能与才高八斗比相提并论。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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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究竟是什么概念？现在人能达到吗？

作者：我来说人文

发表时间：18-09-1205:31优质原创作者

从古到今，人们常常喜欢用“学富五车”和“才高八斗”来形容他人的学识丰富，才气高深。那么，它们究竟分别是两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现在的人能够达到那样的水平吗？

学富五车

所谓“学富五车”是出自《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意思是说，惠施的学问广博，他写的文章够装五辆马车之多。众所周知，那时候的书是用竹简制成的，每片上刻字，串起来成书。虽然当时的五车书，与现在的五车书根本无法相比，但是能够写出五车子的书来，也算得上是学问渊博的“饱学之士”了。

才高八斗

所谓“才高八斗”，是南朝宋国的诗人谢灵运，称颂曹植时用的比喻。他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自古至今共分一斗。”后来人们便把“才高八斗”这个典故，用来比喻文才极其高超的人。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曾在《可叹》诗中，这样写道：“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诗中就借用了“才高八斗”这个典故。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综上所述，“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只是用来对于那些学问丰富，才智高深人的一种比喻，特别是其中的数字，更是一种虚数象征，并不是真正的具体摡念。之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是因为这个比方确实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由此看来，今天的我们，要想达到“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水平和层次，也是有可能的，只要你能够在你的专业领域里，有一定的知识高度，深度和广度，有所造旨和成就，圈子内外，已小有名气了，那么，别人也许也会说你是“学富五车”，或者是“才高八斗”的哩！

欢迎评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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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才高八斗”究竟指的谁呢？

作者：文学的宽度

发表时间：04-1600:26作家

平时，我们总是用才高八斗来形容一个人很有才。古时候一般说才高八斗，当然主要指文采。而究竟这个才高八斗最原始是指的谁呢？

这里有个典故，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但是最一开始说出这句话的人可是有些狂妄的，虽然当时他并没有用才高八斗来形容自己，实际上还是间接在抬高自己的。这个成语出处是很早的，所以当时他作如此形象比喻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后世还会出现那么多文学大家，像后来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轼……等这些文学大家，都是可以用才高八斗来形容的。

出现才高八斗这个成语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的原话为：

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句话出自南朝刘宋时期《释常谈八斗之才》，作者是谁无从考察了，就叫他无名氏吧！里面讲到一个人，名谢灵运，这句话就是谢灵运说的。

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也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山水诗作家之一。谢灵运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在当时名气是很大的。谢灵运的诗艺术性很强，从形式上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所以流传很广到处抄录。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活字印刷，全靠人手抄，而且流传这么广说明他确实有才，连当时的皇帝都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特地让他到都城做官，并把它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二宝。

这样一来，谢灵运就有点自命不凡了，他逐渐狂妄起来，对自己的文采十分自豪。但是呢，他还是稍稍有些自知之明的，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天下第一。有一次他喝酒的时候就说到：魏晋以来天下文采共有一石，一石是一种容量单位，一般用来做粮食的容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他把文采形容为可触摸感知的实际物品，也可以说是很形象了。他就很狂妄地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了一斗。前头他不忘说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个曹子建就是我们熟知的曹植。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文学才华都很高，曹子建就是曹植。他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呢自己得了一斗，天下其他人共分剩下的一斗。他虽然把曹子建抬举到如此的地步，但是同时也把自己到抬高了，到了一个非常狂妄的境地。

从此这个才高八斗就慢慢流传下来，成为一句成语形容人们文采非常的好，才华达到一定高度，和学富五车等成语经常一起使用。这个故事在当时对谢灵运的一些讽刺的意味，发展为后来，就成为完全的褒义词了，当然有时候也有说反话用到这个成语，也有讽刺意义。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用来形容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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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又见另类作文！

作者：龙哥的杂货店

发表时间：01-1021:32

曾与苏轼齐名的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其《东坡先生真赞》中这样称赞苏轼:“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意思是说苏大才子才高八斗，可以不拘题材形式，任意发挥，皆成妙文，就像那些武功臻于化境的武林高手一样，飞花摘叶，均可伤人。

平时的作文也是如此。很多人，以为一定要写出那种高大上、有意义的文章，才叫作文。其实不然，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些小笑话，只要你用文字把他们忠实地记录下来，也是作文，而且这种作文，还十分有趣，可称为另类作文。这种有趣的小笑话作文，人们早给它们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段子。段子，因其篇幅短小又幽默风趣，故诞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报志和杂志，也专门为其开辟了一个段子专栏，以供人们茶余饭后调节心情之用。

有专栏，自然需要稿子了。因此，如果你写有这种好段子，可以投稿到报刊的段子专栏里，如果被录用发表了，还会有稿费哦！我就曾发表过几篇段子，也收到过一些稿费，少则十几元，多则五十元。

前段时间，我曾向报纸投了三篇段子稿，没想到其中一篇真的如愿发表出来了。稿子虽短，但我也很高兴，因为它是我2019年写作投稿计划的第一个开门红。段子的题目叫《出汗的原因》，素材来源于本人真实的生活经历，发表在《半岛都市报》的“笑看人生”版上。见下图：

附原文：

出汗的原因

一天中午,和侄女一起吃午饭。

我和母亲向来是个容易出汗的人,刚喝了几口排骨热汤,头上就出现了一些豆大的汗珠。妻子疑惑地问我:“你们怎么这么容易出汗呀?”我刚要回答,一旁的小侄女抢着说:“因为我们是汉族呀!”

遗憾的是，另外两篇没有发表，原文如下：

新5G时代

“老公，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刚网店搞活动，我以99元的超低价格，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台酸奶制作机，耶！”晚上的11点多钟，出差在外的妻子在微信里得意地跟我说。

“亲爱的，你真是太棒了！看来，我们家很快就要在全国率先迈入5G时代了。”我回复道。

“5G时代？老公，这是什么意思呀？”妻子问。

“因为照这样的势头来看，算上我们家里之前已购买的豆浆机、榨汁机和蒸蛋机，如果后面你再买一个‘烤箱机’，那我们家岂不是5机齐备，率先迈入‘5G’时代了吗？”我说道。

悲催发现

中午时，我和一个同科组的老师一起共进午餐。

餐中，我关切地问她近来带领学生期末复习的情况，结果她回答我说：“黄老师，我本来是计划带领学生进行查漏补缺的总复习的，结果才复习了两天，我就突然发现，我不是查漏补缺，而是女娲补天；随着复习的推移，又发现不是女娲补天，而是精卫填海；再复习下去，竟悲催地发觉：原来不是精卫填海，而是盘古开天辟地。”

不过，写得最精彩的段子，是以下别人写的这篇：

不约而同

我和老公都是吃货,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家新开的餐馆叫“新新菜”。回家后,我对老公说:“不如今天我们不煮饭了,去外面吃吧。”几乎同时,我俩都说:“去吃新新菜。”我说:“咱们不约而同啊。”话音刚落,女儿突然从房间跑出来,不高兴地说:“你们出去吃饭,为什么不带我去?”我们被问呆了说:“没说不带你去啊?”

女儿说:“可我刚才明明听到你们说不约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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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才高八斗，迷恋缠足女人的民国第一直男癌

作者：狂人杰克23

发表时间：18-07-0720:21

晚清、民国名士中，出现过很多“怪杰”，辜鸿铭绝对能排前三。

辜鸿铭之所以被称为“怪杰”，一方面是因为他够“怪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够“杰出”。

辜鸿铭到底有多有才？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13个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国学的中国第一人。

▲辜鸿铭的学位分别是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热哲学、修辞学、英国文学、拉丁文学、土木工程、工科学、哲学等，绝大多数是博士学位。

辜鸿铭的这个履历，足以让我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换成你我，学一门语言、获一门博士学位估计就要耗尽半生力气。

辜鸿铭会说9种语言，但最精通的还数英语。林语堂的英语就算是学得很溜的了，但他对辜鸿铭的英文水平深表钦佩：“在我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确乎超越出众，凡二百年未见出其右者，不论遣词用字功夫，皆属上乘而无疑问。”

英文好，自然有资格狂。据说辜鸿铭有一次故意把英文报纸倒过来看，被外国人嘲笑他不懂英文，结果他气定神闲地说“英文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没意思。”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他依然能把《失乐园》《浮士德》等英文名篇用英文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

辜鸿铭大概是那种天生吃文化这碗饭的人，因为他脑子非常灵光，记忆力又极好。在北大的讲台上，辜鸿铭经常不带讲义、不带教材地讲课，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而且一会儿飚英语，一会儿飚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听者无不表示佩服。

胡适在中国算是挺有名的了，但到了西方国家却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文化人。若不是“驻美大使”这个身份加持，估计真没多少西方人认识他。

辜鸿铭呢？特别喜欢骂西方人、吹捧中国文化，却因为“骂”得“捧”得鞭辟入里、妙语频出，广受西方人喜欢。

当年，辜鸿铭在北京用英语给外国人演讲，都要收门票的，名满天下的梅兰芳登台唱戏，门票只收一元二角，而辜鸿铭却敢跟西方人收两元，还有很多西方人愿意买他的账。

那时的西洋人声称：“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在当时的中国，有点像是一个“国宝大熊猫”似的存在。他的著作在国外享有广泛的阅读市场，其哲学著作曾被德国大学指定为参考教材，德国人甚至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研究会，专门研究他的思想。

这其实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儿了，因为德国是全世界最容易出哲学大师的国度，能杀出重围并不容易，但辜鸿铭从不认为这算是啥荣誉。

辜鸿铭是有资格狂的。

他曾送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本英译本《论语》，对方调侃孔子两千年前的主张不一定适用于现在，他当即说“孔子教人做人的道理，类似于乘法，古代是三三得九，到了现在不会是三三得八”，怼得对方哑口无言。

辜鸿铭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有书信来往，两人在信里讨论中国文化和世界局势，托尔斯泰甚至说出“在中国的语言里面，只有一个‘道’字代表它，‘道’就是说，和人类的永久的法则相符合的生活”之类非常内行的话来。

▲托尔斯泰的信

英国作家毛姆（没错，就是写《月亮与六便士》那个）来中国，点名想见辜鸿铭，但因为邀请辜鸿铭的经办人只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辜鸿铭就开始摆架子不来。

毛姆后来亲自写了一封邀请函，询问可否上门拜访，辜鸿铭才答应了。

辜鸿铭在海外非常出名，就连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代表作《罗生门》《竹林中》，后自杀）、印度圣雄甘地都仰慕他，甘地更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我们今天总在讲“文化自信”，可早在一百年前，辜鸿铭就已经把这种自信发挥得登峰造极。他几乎是拿生命在宣讲、宣扬中国文化，努力让中国人、外国人都认同中国文化。

我敢打赌：如果辜鸿铭能活到今天，我们有幸能听他的演讲，不出三分钟，他就能让你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

不信你听听他这一段：

“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惟我独尊的不以武力而用智慧管理国家，为什么现在会遭到你们这些白种人的轻视和欺凌呢？因为你们发明了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只知道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却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有机械方面的天才，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聪明的百姓。当黄种人会造和你们白种人一样的枪炮，而且和你们射的一样准时，你们将面临什么呢？你们喜欢枪弹，你们也将被枪弹判决！”

有这种智识、辩才、煽动力和国际影响力，你说他算不算是“人杰”？

辜鸿铭的“怪”，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维护，甚至包括糟粕部分。

辜鸿铭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晚清末年。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很多中国人都不再蓄辫子，而辜鸿铭是个异类。

蔡元培聘他为北大讲师，他就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拖着小辫子上台讲课，还找了一个同样蓄辫的黄包车车夫拉他上下课。

辜鸿铭第一次上台讲课时，很多学生一见他的扮相，就发出哄笑。他大方回应：“我的辫子是留在头上的，随时可以剪，而你们的辫子是在心里的！”

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维护，还表现在他对女性的态度上。

今天的我们看到晚清女人的小脚，会联想到“畸形”“变态”“恶心”“恐怖”“惨绝人寰”之类的字眼，但辜鸿铭却特别迷恋小脚，甚至为小脚总结出一套“美”的标准，比如能满足小、尖、弯、香、软、正、瘦七个标准的小脚，才是他认为的“上品”。

▲这是一张让人看了会浑身不适的小脚照片，很难想象在一两百年前，这是当时对女性的主流审美。

辜鸿铭娶的妻子，就是一个小脚女人。据说他著书立说时，很喜欢把妻子叫到身边，把玩、嗅闻她的小脚，进而灵感迸发，下笔如泉涌。

辜鸿铭支持一夫多妻制。

在北大讲学时，他说“妾”这个字，分解来看是“立女”，意思是男人累的时候用来倚靠的站立着的女人。

有学生反驳他，问他那女人累的时候可以找这样一个人来倚靠么？辜鸿铭就提出了著名的“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一辆车配四个车轮”的比喻，说是男人有三妻四妾就是正常的。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辜鸿铭这是明显的诡辩。如果把女人比作锁，男人比作钥匙，那一把锁还配好几把钥匙的呢？陆小曼就对辜鸿铭说的这一套非常反感，所以提出了“男人不是茶壶，是牙刷，不能共享”的观点。

辜鸿铭也是身体力行践行他支持的“一夫多妻制”。他一生有一妻一妾，妻子名叫淑姑，是个小脚妇女；小妾呢，是他从烟花巷赎回来的。他很自豪地跟外人说“妻子是我的兴奋剂，小妾是我的安眠药”，算是“物化女性”的杰出代表了。

▲辜鸿铭和小妾（中）的照片

用今天的话来说，辜鸿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直男癌”（那个年代这样的男人遍地都是，反而像胡适那样懂得尊重女性的男人是非主流），但他却不“渣”。

确切地说来，是奉行一套统一的价值观，而不是“享受权利时，东方的价值观对我更有利，我就信奉东方的；承担义务时，东方的价值观让我更吃亏，我就信奉西方的”。

辜鸿铭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他的妻子却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小脚妇女，两人应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非常尊重妻子的这种“旧式存在”，与她生了两个女儿，一直确保了她的“大房”地位。

辜鸿铭甚至还曾说过这样一句惧内名言：“连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的小妾是个日本人，早些年生活在日本，父母在中国做生意。后来，她跑到中国来找父母，却被卖去了青楼。辜鸿铭去青楼狎妓，遇到了她，就用日语跟她攀谈了起来。

同情她遭遇的辜鸿铭，给了她一笔赎身钱，让她去找自己的父母，结果她没找到。辜鸿铭就把她带回了家，纳为小妾。两人感情还算不错，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有了妻妾，辜鸿铭依然要狎妓的（那个年代好多人这样）。据说狎妓时他也有怪癖，就是每睡过一个女人就跟人家索要一条手帕，特别是如果留有对方眼泪、鼻涕、口水的手帕，他就更喜欢。如果对方不送他，他甚至用偷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些怪癖，但像辜鸿铭这样敢于承认自己就是喜欢闻小脚的臭味、喜欢女人手帕上的体液的，还真没几个。

辜鸿铭怪归怪，但他怪得有底线。

他是典型的保皇派，认为中国就应该有皇帝，但他从不媚上。

听说慈禧太后用军费办寿宴，他气愤不已，作诗反讽：“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袁世凯后来当了大总统，辜鸿铭非常不齿他的行为，无数次、无数场合骂他是“贱种”，简直想把他骂到地狱里去。

被这样一个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骂，袁世凯当然也很生气，但却不敢动他（我们历史教科书其实对袁世凯有点误会）。

辜鸿铭英文好、在西方社会又很出名，所以总被记者逮着问问题。一次，有一个外国记者问他：“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直接回答：“办法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的朋友都大惊失色，很为他担心，官员们则根本不敢回嘴，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骂不过他。

辜鸿铭针砭时弊的本事，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骂人、骂事的本事，比鲁迅更精妙、幽默，更令人拍案叫绝。

辜鸿铭比鲁迅大24岁，两人也算是同时代的人。辜鸿铭是保守派，认为全世界就数中国人、中国文化最牛逼，而鲁迅则是革命派，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隔三岔五贬斥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两人在观点上是水火不容的，可鲁迅骂过无数人、无数事而且逢骂必胜，却从来没骂过辜鸿铭，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也不是辜鸿铭的对手吧（当然也与两人在时空上有错位有关系。鲁迅在文坛活跃时，辜鸿铭年纪也大了，不在文化界蹦跶了）。

辜鸿铭说自己“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句话或许也可以成为他的人生注脚。

我觉得，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清末怪杰”，或许也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在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当时，中国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三年后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抢劫烧毁了圆明园。

辜鸿铭的祖籍在泉州，他的祖辈是中国最早“下南洋”的一批人，在马来西亚积累了比较多的财产。辜鸿铭的父亲当时帮英国人管理着一家橡胶园，会说闽南话、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是会说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西方女性。

俗话（其实就是我说的）说得好：“七分天注定，三分靠干爹”。一个人想要成功，需要出身、运气、努力等等的加持，若是能遇上个把贵人，则犹如猛虎添翼。

辜鸿铭日后之所以能成长为怪杰，得益于他有一个比较给力的干爹。

橡胶园主布朗先生膝下无子，特别喜欢辜鸿铭，就将他收为义子，教他读书认字学外语，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你当真以为辜鸿铭会说那么多国家的语言是因为他天生聪明？不是的。当年布朗先生为了逼他学语言，曾让他痛苦到要哭。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去了英国，在英国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

辜鸿铭14岁时，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来他回到英国，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

在欧洲的那些年，他慢慢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

20岁时，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相继获得多个博士学位，学会了九种语言（如果辜鸿铭能把他学语言的技巧讲成课传授给我们，一定会卖疯了）。

你看，每一个牛人都有一个开了挂的、让普通人望尘莫及的人生。看看人家的20岁，再想想我们的20岁，我们何止会产生“被同龄人抛弃”的感慨，这简直是被同龄人活埋了好吗？

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名人，那时真要是遇到了辜鸿铭，都会说一句“久仰大名”的。

比如，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当初去德国留学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而辜鸿铭在欧洲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是蔡元培仰视的对象。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马来西亚，并在当地政府任职。此时，他对中国文化还知之甚少。

有一次，辜鸿铭出访印度、回国途中路径新加坡，认识了精通中国文化的语言大师马建忠。

▲马建忠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其实我觉得八卦图才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设计，可惜被韩国人拿去当了国旗。

辜鸿铭后来回忆说：

“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了老家，跟家里人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从此，辜鸿铭埋头研究中华文化，越研究越沉迷；后来，他回到中国，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

在这期间，因为精通多国语言，他多次被派去跟外国人谈判。比如，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辜鸿铭被派与在法国时就已相识的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进行谈判。

宣统皇帝继位时，辜鸿铭任清朝外交部侍郎。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以后，他辞去公职。1915年，他去北大当英文老师，讲了两年课。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续聘他为教授。

作为旧文化、保守派的代表，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胡适等掐得不可开交，北大一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后来，新文化运动占了上风，男女平等的思潮越来越浓厚，辜鸿铭见学校开始招收女生，特别看不惯，就辞职离开了北大。

不久后，他去了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期间曾赴台湾讲学。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辜鸿铭还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

在泰戈尔面前，辜鸿铭狂性不改，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中国文化，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

▲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

1927年，辜鸿铭的妻子去世，他从日本回国，后来有人将他推荐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了解辜鸿铭的来头，不似张之洞一样赏识他，辜鸿铭傲然离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这也是个奇人）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不幸染了感冒，请了西医来看也没看好，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看完辜鸿铭的履历后，你还会觉得他留辫子、喜欢小脚女人、主张一夫多妻制是发自内心的？我真不这么认为。

辜鸿铭从小在西式家庭中长大，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他的母亲是从来不裹小脚的西洋女人，他自小浸染在崇尚平等、民主、博爱等理念的西方文化中……一个人的三观，在童年时已形成大半。他有多大的可能在23岁以后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顶礼膜拜？

我觉得他的种种怪癖和表现，不过就是对当时“西学东渐”风气的一种反叛。他想用一种怪诞甚至夸张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进而好让他进一步宣扬“老祖宗的有些东西不能丢”。

你觉得他是个怪咖，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懂得传播营销学的规律并成功运用了这种规律。

胡适就曾批评他，说他当年在西方留学时可是把头发剪短了的，而现在回到国内，反而留辫子了。辜鸿铭当时声称要状告胡适侵犯自己名誉权，后来终究没告，只是解释说“当年自己在国外也是留辫子的，只是有个外国女郎说喜欢他的辫子，所以他剪下来送给了她”。

辜鸿铭的这种说法，有多大的真实性？在我看来，也许他不过就是靠一段绯闻，在外人面前巩固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坚持的东西。

在民国的文化人中间，恐怕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西方文化以及其先进性，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哪儿，但他一直以乖张的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说到底也是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通过自己微薄的努力来提升点民族自信心吧？

因为，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窝囊、被强敌打得满地找牙、灰头土脸的时代。在文化上咱们再不自信点，就更加落后更会挨打了。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曾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以为他是个奇葩，殊不知他那些怪诞的行为，可能只是一场深情的、带泪的、用心良苦的表演。

也许，我们真的是误会他了呢。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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