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原文及翻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阅读答案)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原文及翻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阅读答案)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原文及翻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阅读答案)

唐代.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

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

其闻道也固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

无长无少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

其出人也远矣

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

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

愚人之所以为愚

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

择师而教之

于其身也

则耻师焉

惑矣。

彼童子之师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

惑之不解

或师焉

或不焉

小学而大遗

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

曰师曰弟子云者

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

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

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

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君子不齿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

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

年十七

好古文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不拘于时

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

作《师说》以贻之。

一.注释

[1]之:无意义。 学者:求学的人。

[2]所以:用来……的,……的凭借.

[3]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4]受:通“授”。传授。

[5]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6]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7]其为惑也: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

[8]乎:于,在。

[9]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儒家之道。

[10]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11]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年:这里指生年。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

[1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13]师道:从师学习的风尚

[14]出人:超出(一般)人。

[15]犹且:尚且。

[16]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17]下:犹“不如”。

[18]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20]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1]惑矣:(真是)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3]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 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24]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师。

“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5]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倒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放弃了。遗,丢弃,放弃。

[26]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7]百工:各种工匠。

[28]相师:互相学习。

[29]族:类。

[30]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31]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阿谀,奉承。

[32]复:恢复。

[33]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

[34]不齿:不屑与之同列,羞与为伍,意思是看不起。齿,并列,排列。

[35]乃:竟。

[36]其可怪也欤:真是奇怪啊。其,语气副词,表示反问(诘问);也欤,也作“也与”,虚词连用,语气词,表示疑问或感叹,相当于“啊”。

[37]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8] 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北)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hào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的由来。

[39]苌(cháng)弘:东周 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40]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 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41]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2]不必:不一定。

[43]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各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4]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45]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通,普遍。

[46]不拘于时:指没有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不以从师学习为耻。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47]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48]贻:赠送。

二.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

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 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求老师指教,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不能解决。

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知识和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并以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如果)他懂得知识和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并以他为师。

我学习的是知识,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无论地位显贵或是低下,无论年长年少,知识所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求学的传统已经失传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学问道理;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羞耻。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糊涂啊!那些教他读书,学习句子的停顿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

不知道断句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句读)要学习,大的方面(解惑)却丢弃,我没见到他聪明在哪。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

士大夫这类人中,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

“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再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奏乐之人,各类工匠,是士大夫们所看不起的,现在他们的见识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

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能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能成

孔子说:”多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有贤能,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研究,只是像这样罢了。

  李氏的儿子李蟠,年纪十七岁,爱好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受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履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写了这篇《师说》来送给他。

三.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

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

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

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

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

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

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

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

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

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

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

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

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

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

《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

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

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

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

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

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

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

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

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

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

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

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

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

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

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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