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文言文翻译注释（苏轼传文言文翻译）

《宋史苏轼传》全篇翻译及注释。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苏轼，字子瞻，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腊月十九日卯时，卯时是指太阳冉冉升起的那段时间，早晨5点至7点。仿佛标志了一个古代的文学巨星伴随着朝阳已然诞生。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自1912年民国以前，古代的正史和文章采用农历纪年，所以我们在表达古代人物出生年月日的时候，还是应当农历纪年为主，或者使用年号。

【1】古代，人物的字就是别名，是对名字的补充或解释。因为苏轼名字的“轼”是指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里记载：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瞻是往上或往前看的意思，《尔雅》记载：瞻，视也。所以，苏轼名轼，字子瞻。苏子瞻是苏轼号东坡居士前被人称呼最多的名称。

【2】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眉山县的名字是在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由通义县改称眉山县，是西川路眉州治所。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作者也想说明一下，因为古代地区在不同朝代、不同皇帝、甚至同一年份都可能有不同的行政区划，沿革的历史极其复杂，我们在阅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只需要知道它大概的方位、属于今天哪一个省市基本就足够了。千万不要为了争论具体的地点而产生议论。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zhé）能语其要。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在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每当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苏轼总能说出其中的要害。这里的辄表示往往、总是的意思。

【1】苏洵（1010—1066），苏轼、苏辙父亲，北宋著名文学家。

【2】程氏（1011—1057），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生三男三女。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pāng），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有一次，母亲程氏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时，不禁发出感慨，苏轼便向母亲问到：“轼儿如果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母亲您觉得怎样？”母亲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范滂是东汉桓灵两帝时期的大臣，因弹劾权贵、反贪治腐而受到宦官诬陷，最后郁郁而终。通过这一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苏母既懂得学问，性格也比较豪爽坚毅，对于后来的苏轼影响较大。

比冠（guàn），博通经史，属（zhǔ）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这里的比是指等到…时候，冠是指二十岁。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苏轼年满20岁，就已经精通经传、历史，每天能撰写几千字的文章，并喜欢阅读西汉贾谊、唐朝陆贽的书。注意，这时候，他也与王弗结为了夫妻。

不久后，读到《庄子》时，苏轼感叹的说：我从前有一些见解，总是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总算能引起心中的共鸣了。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苏轼进入仕途初期、二十余岁时，曾撰写《贾谊论》，对贾谊的人格及其悲剧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陆贽是唐朝中期德宗朝著名宰相，《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希望当朝者能从中学习治国之术。而苏轼与道家的联系，一直以来也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zhé）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zhuó）冠（guān）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苏洵携苏轼苏辙三人离开眉州，五月到达都城东京开封府。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22岁的苏轼参加礼部科举考试。

当时文章支离分裂和诡异奇怪的弊病很严重，欧阳修正思索有什么方法能救治这种弊病，而在见到苏轼撰写的《刑赏忠厚论》后，欧阳修很是惊喜，想将他评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便将苏轼放在了第二名。等到殿试的时候，苏轼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中乙科，进士第二等。

再后来，苏轼携书信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我的文章比这个人要逊色一大截啊！”当时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欧阳修夸大事实，并不信服。很长时间之后，大家才真正信服了欧阳修的话。这里，苏轼殿试的具体成绩、苏轼为什么后来被人信服，在《宋史》、《东坡先生墓志铭》中都没有明确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尧与皋陶（yáo）对刑法互相制约的例证在当时一度引起了争议，主人公实际上是周公不是尧。《尚书?多方》中周公曰：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其意思是，我把那些犯罪的人囚押起来，以至于两次、三次，为的是让他们改过自新。以后如再触犯我的法令，我就要严惩他们，甚至处其死罪。作者推测，苏轼在写作时很可能是记错了。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中进士后不久，母亲程氏于眉山病逝，苏轼返回眉州眉山，为母亲守丧。因为古代守丁忧需满二十七个月。因此，25岁的苏轼在嘉祐五年（1060），以进士的身份回京，调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因参加制科考试没有赴任。

福昌县是唐高祖武德二年 (619) 改宜阳县置，辖区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与当时的北宋都城开封比较近。

嘉佑六年（1061）8月，欧阳修因苏轼才能见识都比较出色，举荐他进入秘阁，即朝廷藏书的地方。由于当时的人们应试都不打草稿，文章多数写的很一般，但从苏轼开始起草，写出的文章逻辑就很清晰。于是，在参加了朝廷不定期举办的制科考试后，苏轼被列入第三等，因为第一等、第二等是虚设，不授予。所以，《宋史》讲，自从北宋初年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个人。

吴育是宋仁宗前期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比苏轼的辈分还要一些。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在古代，授职升职降职都有很多种词语，除的意思是免去旧职务授任新职务。

嘉佑六年（1061）冬天，26岁的苏轼被朝廷重新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凤翔府签书判官。北宋以京官身份到地方州府任判官称之为签判。凤翔府，唐朝肃宗至德二年（757）升凤翔郡置，北宋属秦凤路。辖区大致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

关中，历朝历代范围不一，大致指陕西省及其周边地区。李元昊，西夏王朝建立者。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西夏进攻北宋边境、威胁关中，双方在此后经历多次大战。庆历四年（1044），双方签订“庆历和议”。

关中地区自从西夏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往往要经过河流湍急的地方，导致当地的衙吏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中的利弊所在，为衙门修订了新衙规，让衙吏自由选择水工，按时输送木筏，可适当停止，从此损失的利益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lěi）之也。”

嘉祐八年（1063）农历三月，宋仁宗驾崩，养子赵曙登基，于次年（1064）改元治平，是为宋英宗，宋朝正式进入了中期。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30岁的苏轼从凤翔府回京担任登闻鼓院判官。宋英宗在做藩王的时候就听闻过苏轼的名声，想依照唐朝的旧例召苏轼进入翰林院，起草诏令，但身旁的宰相韩琦说道：“苏轼的才能，将来必成大器，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合适地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且佩服他，都想要朝廷重用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来召来重用，那天下的人都不会有异议。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人未必会服气，反而会使得苏轼受到不必要的争议。

这里说要说明，北宋前期的许多宰相都有在翰林院供职的经历，例如李昉、吕蒙正、王旦等，因此韩琦才认为，英宗让30岁的苏轼过早进入翰林不太合适。

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jù）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英宗对韩琦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修注官和知制诰的地位相近，也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找一个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同时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这样的才子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了苏轼在考试中撰写了两篇文章后，又被列入第三等，这样才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知道了宋英宗和韩琦的这些对话后，感叹道：“韩公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馆阁，北宋初沿唐制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号称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总为崇文院。端拱元年（988），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与三馆合称馆阁。掌收藏图籍、编修国史、编校书籍之事。

直史馆，北宋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后亦可作为特恩加授外任官。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后罢去此官。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zhǔ）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轼父亲苏洵在京师开封病逝。此前，治平二年（1065），苏轼妻子王弗在开封病逝。于是，苏轼买船运送父亲、妻子灵柩，经大运河转长江，回归故里眉山，葬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省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朝廷赐给金帛，苏轼推辞了，希望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

当时，苏洵快要去世的时候，因哥哥苏澹苏太白早亡，子孙没有成人，自己的妹妹又嫁给了杜垂裕，现在还未下葬，因此将这件事嘱咐给儿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朝廷的重要官员可以让后代得到官职庇荫，苏轼将这个机会让给了苏澹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根据苏家族谱，苏彭的曾祖父是苏涣，苏涣是苏洵的二哥，并没有早卒，早卒的是苏澹。因此推测，苏彭过继给了苏澹的后代。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wù）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即位，于次年（1068）改元熙宁，是为宋神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为父亲守丧三年的苏轼回到朝廷，时年34岁。当时，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向来厌恶苏轼的政治主见和自己不同，仍然任命苏轼任登闻鼓院判官。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一同商议。

两制：这里需要说明，在唐宋两朝，翰林学士起草内廷书诏，掌内制。中书舍人及知制诰起草外廷书诏，掌外制，称为两制。

三馆：北宋一朝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为三馆，三馆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任，下属学士、编修等就由其他官吏兼任，凡带馆职者，都是朝廷比较重视的官吏。

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xū）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担任直史馆官吏的苏轼上奏折说道：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认为选拔的人才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

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废除的和兴起的，如果该政策顺应时代，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如果该政策不再顺应时代潮流，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法律制度是跟随时代的风气、礼节、生活习惯改变的，就好像江河改道，如果强行恢复旧的制度，恐怕这个制度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1】上议，向皇帝报告情况。

【2】胥史，小官吏。《新唐书·牛仙客传》：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

【3】皂隶，衙门里的差役。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shuài遵从顺从）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臣苏轼知道，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就已经设立了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同时要挑选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如果不作大的更改，又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这样的改革和庆历时代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依然可以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去就足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是一个制度所决定。陛下您想象一下，祖宗试行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以前的言语和文章风格，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处理地更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势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做出决断、解决争议了。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yì），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苏轼继续说，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人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人说专取策论型文章而忽略诗赋型文章，有的人想兼取名望希望试卷能够不密封，还有些人想要让研究经学的书生不考帖经而去考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小事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立意宏大难以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难道这世道应该是这样的吗？苏轼不禁感叹道：或许，人世间的性情，就是安于放纵、喜为怪诞吧。陛下又怎能安心的使用这些人呢？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

苏轼的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道：“我本来怀疑这件事，但看到苏轼的奏议后，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苏轼，向苏轼询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生就有贤明的智慧，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自己会有不明察、不勤政、不决断的地方，但需要注意治理事务不能太急躁，不能所有人的话都听进去，提拔官员也不能太快速。臣希望陛下能稳定地来治理国家，等待问题出现，再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今后，凡是在馆阁当差的人，都应当为我思考治理问题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后，和同僚讲起这件事。

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知道这件事后的王安石很不高兴，将苏轼调任为开封府推官，想要用繁忙的事务来困主苏轼。但苏轼处事机敏，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开封府下令购买浙江的灯彩，且命令要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彩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而已。臣认为，百姓不能每家都买，如果去购买不急用的这些灯彩，反而会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看起来极小，但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之后，皇帝下诏，准许了苏轼这一提议。

【1】推官，宋朝三司各部设一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亦设左、右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2】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也叫元宵节。

【3】二宫，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在当时指宋仁宗曹皇后和宋英宗高皇后，出自苏轼《谏买浙灯状》。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shì）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愎bi）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我所想说的，三段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尊重风俗，保存法纪。

接下来，第一段，维系人心。苏轼说：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与民休息的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到危险的。想必陛下也知道百姓对新法的不满了。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gǔ）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sǒu），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tè）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从太祖皇帝以来，管理财政的只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权利交付给三司，无故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外出办事。在臣看来，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这样一来，声势很大，百姓感到惊讶和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差吏感到畏惧和疑惑。如果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难免会让万民议论纷纷，但面对这样的议论情况，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干过这些事，何必顾虑别人议论呢。这样的行为就像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捕鱼的”，不如丢掉鱼网，人们自然相信你。就像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打猎的”，不如放掉鹰和狗，野兽自然安静了。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和奸邪，使朝廷上下和气，就需要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1】三司：北宋置，通管盐铁、度支、户部，掌邦国财用大计。有使、副使、判官、三部使、三部副使、三部判官等，神宗元丰改制废。

【2】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熙宁二年(1069)置，志在革除宿弊，更立新法，以开财利之源。熙宁三年，罢归中书省。

【3】慝：tè，灾害、奸邪。

今君臣宵旰（xiāo gàn），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 tǎng）出数百万缗（mín），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bēi）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shuài）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 tǎng）廪（lǐn），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这样的状态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迷茫地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这里需要说明，唐宋时期以高价出售度牒，增加财政收入，获得度碟的僧侣可以免税。

而真正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中的困难。例如汴河的水很混浊，从当地有百姓以来，就没有在这里种水稻的。现在，朝廷想建池塘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池塘，一年堵塞一次，三年池塘就被填满。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考察地形，寻求水利，还是有狂妄轻浮的人随意进言。下级的有关部门虽然知道这样的办法不合适，也不敢就此制止，反过来要威逼当地老少，去试一试可否实行。如果施工难度看起来还有一些可能的话，仍然会兴起工役，官吏们仍然会顺从。如此一来，都认为是陛下故意的兴起工程，对国家来说是浪费财物，对民间来说夺去了农民耕作的时间。最终，堤坝防线一开，水离开过去的河道，即使找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把他的肉吃了，对百姓有何什么好处呢？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

【1】宵旰：xiāogàn，指勤于国政、日夜辛劳。唐朝韩偓《感事三十四韵》：焦劳皆实录，宵旰岂虚传。
【2】祠部：北宋前期设判部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任。主管祠祭、国忌、休假日期，掌僧尼、道士、女冠、童行名籍，颁发度牒。通过高价出售度牒，增加财政收入，获得度碟的僧侣则可以免税、免徭役。尤其是南宋以后，度牒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从古以来，从事劳役的人，都用乡户。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有雇人代役的案例，还要把这种办法施行于天下。独子户、没有男丁的女户，这些是天下百姓中穷苦的人啊，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悯、抚恤！

自从唐朝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后，原来的租庸调制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从中赚取劳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租庸的钱不扣除，差役的事照做，以此追查，谁来担当其中的罪责呢？

青黄未接的时候，给农民发放贷款赚取利息，在以前就是禁止的。现在陛下开始设立青苗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给农民贷款，但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债都很难还，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会记载此事，说“青苗钱是从陛下开始收取的”，难道不可惜吗！而且现在施行的法律，已经极好了。如果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损失的则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1】乡户：在宋代特指有恒产的平民，主要是地主，多充官府职役。《宋史·食货志上五》：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

【2】杨炎：唐朝德宗朝宰相，古代经济学家，创建两税法。

【3】两税：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朝廷将地税、户税等各项繁杂的税收统一，分夏季和秋季征收，合称两税。

【4】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推行的赋税制度，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实习。

【5】青苗钱：宋代在庄稼青黄未接时发放的农业贷款。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从前汉武帝因国家财力枯竭，便使用商人桑弘羊提出的均输法。均输法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一种经济制度，“买贱卖贵”四个字实在难以概括它的意思。简单来说，西汉每一个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物品，而运输过程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且各国上贡的物品有可能是劣物，都抵不上运费消耗的成本。因此，朝廷规定，当地上交的贡品应按照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运输到各个地区高价出售，这其中就涉及到了供给需求的一个经济学原理。这样的措施呢，既可以促进物资的流通，节省朝廷调度的消耗，也可以通过出售上贡的物品增加财政收入。不过，随着法制的施行，这个法律也存在了一些问题。所以，苏轼说：

这一制度实行以后，当时的商人们都停止来往商品交易，没有交易之后，人们还是需要物品啊，导致盗贼更加猖獗，几乎酿成乱事。汉昭帝登上帝位后，执政的大臣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使天下归心，再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提出的这种理念又兴起了。我观察，这种法制在最开始，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有一些收获，能征收一定商税，但所受的损失必然很多。例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平常的法律，而只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只看到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是这是法制的过失。当然，反对的人也会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种做法就像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做一些冒险的事情想要侥幸成功，不等到事情的成功，怨恨就已经起来了。综上所述，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而不是更改法制，使酿成乱事、损失利益。

【1】桑羊：指西汉时期大臣、商人桑弘羊。推立“均输法”。

【2】均输法：西汉每一个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物品，而运输过程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且各国上贡的物品有可能是劣物，都抵不上运费消耗的成本。因此，朝廷规定，当地上交的贡品应按照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运输到各个地区高价出售。这样的措施呢，既可以促进物资的，节省朝廷调度的消耗，也可以通过出售上贡的物品增加财政收入。不过，随着均输法的推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3】孝昭：指汉昭帝刘弗陵，由于即位年龄较少，由霍光、桑弘羊等执政。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第二段，尊重风俗。苏轼说：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改革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使当下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尊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礼节，就像保护身体的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苛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用勇敢强悍的人代替忠诚厚道、老成的人原因，正是知道代替之后，得到了很少，丧失的东西会更多。

仁宗皇帝执法极为宽大，用人知道分寸，会体谅臣下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考核官员的政绩，未必一定要求官员做到尽善尽美。就拿用兵来说，即使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即使仅能够日常开支而没有剩余，仁宗的恩德依然在天下百姓心中，所以先皇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知道于他的仁德。当时，有意见的人看到仁宗皇帝晚年官吏较多、因循守旧，认为没有效率，就想用严苛的考察制度来纠正，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整顿，所以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快速取得功效。但还没有看到成效，好处，浮躁的风气就已经养成了，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道，使有些人从中得利，仅仅努力一小步，就登上了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近年来，纯真敦厚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慎重的思考，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陛下尊重风俗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shèng yú），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zhé）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dú）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第三段，保存法纪。苏轼继续说：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敢于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后就会提拔他们，允许他们将知道的事务上奏，即使涉及到自己的上级。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地听取；有关朝廷的事，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当然，御史和谏官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需要让他们养成敢于说话的勇气，给予他们说话的权利，并且要用他们的行为来警告某些官员想成为奸臣的想法。

但现在呢，看似法令严密，朝廷清明，都说没有奸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能因为看似没有老鼠，就去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能因为看似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同理，御史和谏官是为了监督官员，不能因为看似没有奸臣，就养不说话的御史吧。

因此苏轼说，陛下岂能不想想祖宗设立御史的用意，对后代子孙和天下负责呢？我听到一些老臣的议论，说御史谏官说的话，往往跟随众人的意见。众人赞同，御史谏官也赞同；众人抨击，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众人是怎么看到的，御史谏官是怎么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我恐怕从此以后，这种跟风的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和自己的朋友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的一天，法纪全被废除的一天，到那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综上所述，我希望陛下能重视法纪，重视御史和谏官的权利。

通过以上长篇大论的奏折，我们看出苏轼本人对王安石变法颇有意见，他反对用激进的制度代替平稳的制度，反对施行一些看似对百姓有好处实际上隐患较多的青苗法、均输法等等，并且他对于朝廷一些部门运行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1】台谏：御史和谏官。

【2】乘舆：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这里代指皇帝。

【3】廊庙：指殿下屋和太庙。这里代指朝廷。

【4】怨讟：dú，指怨恨、诽谤。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kuài）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时，处理事务往往独断专行，便借助给进士考试出题目的机会，出了一道策问题：晋武帝平定东吴因独断而成功，前秦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导致淝水之战失败、最终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成就霸业，战国燕王哙专任子之造成燕国大乱，为什么事情看似相同，效果却相反呢？看到这样的题目后，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苏轼的过失，谢景温诬告苏轼回川葬父时贩盐，但彻底地审查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熙宁四年（公元1071），36岁的苏轼还是主动请求，到外地任职，任杭州通判。当时，高丽王朝前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上使用的是甲子纪年。苏轼拒绝礼品，并说道：“高丽对本朝称臣，书函上却没有本朝的年号，我怎敢接受！”使者更换了写有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才接受。随着王安石变法中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担任杭州通判期间，常常设法使这些新法有利于百姓，使百姓得以安宁。

【1】晋武：指西晋武帝司马炎，曾平定东吴，统一三国。

【2】苻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曾举百万大军南征东晋，在淝水之战中惨败，不久后卒于非命。十年后，前秦灭亡。

【3】齐桓：指春秋时期齐桓公，使用管仲振兴国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4】燕哙：指战国时期燕国大王哙，哙重用子之，导致国家大乱。

【5】谢景温：王安石变法支持者。《续治通鉴长编》记载：谢景温诬陷苏轼回川葬父时贩私盐。古代官盐是重要的财政收入，贩私盐在历朝历代基本都是违法的。

【6】杭州：熙宁四年（公元1071），36岁的苏轼主动请求到外地任职，担任杭州通判。这是苏轼第一次在杭州任职。他与历届太守关系都比较好。

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39岁的苏轼被改任密州知州，在担任密州知州期间，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于是，担任知州的苏轼对负责此事的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罪责，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却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 提举官吃惊地回答说：“你可以晚一点推行新法。”不久后，朝廷知道这一法令有害于百姓，果然撤销了它。

后来，听说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百姓人家争斗杀人，而后畏罪逃散。知情的百姓赶紧告诉了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情况不至于你说的这样。”逃散的兵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安心，苏轼再慢慢地派人将他们招引出来，然后使他们伏诛。

这是《宋史》记载的苏轼在密州期间的政绩。我们熟知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名句…都是在山东密州任职期间所作，当时苏轼年40岁左右。

【1】密州：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淮坊市诸城县级市。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39岁的苏轼被改任密州知州。

【2】司农寺：熙宁三年，废制置三司条例司后，由司农寺主持推行青苗、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新法，并考核升黜诸路提举常平官。

【3】手实法：是各地百姓根据官定格式自行申报自家田产、财产等家业，朝廷再根据各地汇总的情况分摊各户应纳钱额，不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

【4】三班使臣：对三班院的大小使臣统称。一般由武将担任。

【5】密州生涯：熙宁七年1074年11月/39岁—熙宁九年1076年/41岁。苏轼在此创作《江城子记梦》以不思量、自难忘怀念亡妻；《江城子密州出猎》以老夫聊发少年狂表达了抗敌的主张；《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可以说，密州生涯是苏轼人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chái）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běn chā）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zhǔ跟随聚集）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chén通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熙宁十年4月，公元1077年，42岁的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当时正直7月降雨季节，黄河在徐州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眼看着水位上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坏。

这种情况下，富裕的百姓们争相出城躲避洪涝。苏轼说：“富人都出城了，平民百姓的心又被动摇，我应该和谁守城呢？但我相信，只要我在这里，洪水不可能冲倒城墙。”所以，苏轼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同时，苏轼亲自到武卫营去，对士兵长官说：“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士兵长官说：“太守都没有躲避水患，我等下属官吏，更应当效命朝廷。”于是，苏轼率领兵卒拿着铁锹等工具，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

眼看着雨水日夜地下个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处地方。苏轼便直接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各个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徐州城。事情过后，他又请求点拨第二年的役人来增筑旧城，又用木头修筑堤岸，以防来年出现类似情况。朝廷同意了苏轼的做法。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dǎn）、何正臣摭（zhí）其表语，并媒蘖（niè）所为诗以为讪谤（shàn bàng），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元丰二年四月，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湖州属于浙江，与徐州相近。接受朝廷任命的文书后，苏轼上表谢恩，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苏轼写了一些诗来讽刺时局。于是，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谢恩表中的话，诬陷苏轼诽谤皇上。7月28日，捕快皇甫遵将苏轼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有些人想处以死罪，但罗织罪名很久，久久不能判决，这也使苏轼在监狱度过了长达130天的煎熬时光。12月末，神宗怜惜苏轼的才能，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一案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

【1】湖州：元丰二年四月，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湖州属于今浙江，与当时徐州相近。

【2】摭：zhí，挑剔、指摘。

【3】媒蘖：niè，指构陷、使酿成其罪。

【4】台狱：御史台所设的监狱。因西汉时期御史台常年有乌鸦驻留，被称为“乌台”，所以这件案子也被成为“乌台诗案”。

【5】黄州：辖区大致在今天湖北省黄冈市。

【6】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降官员，无职掌，哲宗元佑时定为从八品。

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元丰三年2月，公元1080年，45岁的苏轼来到了贬居地黄州，与当地农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

元丰四年，苏轼在东面的一个坡处开荒，建造房屋，从此自称“东坡居士。”这就是苏东坡的由来。

从元丰三年苏轼被贬谪开始到元丰七年的五年时间里，宋神宗好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但都被当权的人阻止。这里的三年是指起始时间，不是说后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元丰三年发生的。

有一次，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叫苏轼来编修。” 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姑且用曾巩。”后来，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就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河南汝州，并且对臣下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也过了好几年，想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朕知道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摒弃他。”

元丰七年4月，在黄州生活五年的苏轼奉命前往汝州，还在路上，上书自称饥寒，且有田产在江苏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早上上奏，晚上就得到了批准。

【1】背景：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2月，45岁的苏轼来到了贬居地黄州。

【2】东坡：元丰四年，苏轼在东面的一个坡处开荒，建造房屋，从此自称“东坡居士”，这就是苏东坡的由来。

【3】三年：从熙宁三年1080年起。

【4】汝州：辖区大致在今天河南省境内，与当时都城较近。

【5】在常：在常州，常州是北宋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之一。

【6】黄州生涯：元丰三年1080年2月/45岁——元丰七年1084年4月/49岁。苏轼在黄州创作散文《赤壁赋》、《后赤壁赋》，诗词《戏陈慥》《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是继密州后又一个黄金创作期。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元丰七年（1084）7月，在前往常州的路上，49岁的苏轼路过金陵，见到前宰相王安石，对他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您没有一句话去补救吗？”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么敢说？”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王的礼节。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节，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王安石严肃地回答：“那我王安石还是要讲出来。”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了天下，也不能这样做，这样才算是好人。”苏轼开玩笑说：“现在所谓的君子们，为了减少半年的官员考核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王安石笑着不说话。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xuè）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到达常州不久后，苏轼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宋神宗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3月去世。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位，史称宋哲宗，当时由（宋英宗皇后）高太皇太后执政。由于高太皇太后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苏轼被授任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并召他回京，任礼部郎中。

于是，50岁的苏轼再一次回到了京城开封。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惇任枢密使，两个人意见不合，章惇常常为难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苦恼。因为和两人关系都不错，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公（司马光字君实）名望很重。三国时期蜀汉刘备因许靖背弃刘璋而鄙视他，认为许靖徒有虚名，但法正说，天下有的是博得虚名而无真正德才之人，像许靖就是这样，但如果这样声名远播的人没有得到重视，天下之人会说轻贱贤才，何况是司马公这样有才能有名声的人呢？章惇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两人的关系才算缓和。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huái xiáng）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佑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不久后，苏轼从礼部郎中转任起居舍人，同为从六品。因为起居舍人负责跟随皇帝左右、记录皇帝言行，所以苏轼认为，自己从忧患中重新被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便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你已经很久没有担任要职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的。”苏轼回答：“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里，而且他资历更深。”蔡确又说：“林希应该比你先被起用吗？”苏轼就没有再推辞了。

注意，古代皇帝在逝世后，当年的年号依然会沿用旧皇帝的。新皇帝需要在第二年更换年号。于是，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于延和殿，赐银色官印和红色绶带，升为正四品中书舍人，与皇帝的关系更进一步。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最开始，从祖宗传下来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百姓中充任徭役的人不熟悉徭役，官吏又虐待他们，多数导致百姓破产；而人少的地方，百姓甚至有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的。自王安石辅佐神宗后，改成免役法，使各户按等地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人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

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法，派官员设立机构，苏轼也在人选当中。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其利弊。免役法的害处，是搜刮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聚敛；差役法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于农业，且贪官污吏往往从中徇私舞弊。这两种害处，大致相等。”

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苏轼回答说：“法制沿袭，那么事情就容易成功，遇事循序渐进，那么百姓就不会惊恐。夏商周三朝的法令，兵农是一体的，到秦代开始兵农一分为二，到唐代中叶，把所有的府兵变为长期征战的兵卒。从这时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农事，农民拿出粮食丝帛来养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护农民，天下人以为好。即使圣人再来，也不能改变。现在的免役法，就有类似的道理。你要马上取消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取消长期征战的军队而恢复军民合一，大概不易办到。”但司马光不认为苏轼的说法是对的。

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他的看法，司马光很生气。苏轼说：“过去魏国公韩琦要给陕西义勇刺字，你做谏官，争执得很凶，魏国公韩琦不高兴，你也不管。我从前听你说过这个事情的详情，难道你今天做宰相，反倒不许我畅所欲言吗？”司马光笑了笑。不久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1】差役法：赋役制度，与唐朝租庸调制相近。
【2】免疫法：王安石变法内容，使各户按等地高下出钱、雇人代役。
【3】韩魏公：指仁宗宰相韩琦，爵位魏国公。故称“韩魏公”。

从这个事件我们看出，苏轼不是一味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他的出发点始终以人民百姓的利益为主。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jì）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 jǔ）；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

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52岁的苏轼由翰林学士兼任侍读。每次诵读到古代王朝如何治理治乱，哪些是奸邪、哪些是正直以及朝政得失的时候，都要反复强调，希望对小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说话，但时常表示赞成。

有一次，读到祖宗的言论训谕时，因为和当今时事有关，苏轼便严肃诉说：“现在朝廷赏赐、处罚都不分明，对善没有勉励，对恶没有禁止；就像黄河正向北流，硬要它向东流；西夏攻入边境，杀掠几万人，统帅却不奏报。每每出现这类事情，恐怕渐渐会成为衰亡和动乱的开端。”

这里需要说明，哲宗初期，由旧党人士执政，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物则纷纷被贬谪。后来，宋哲宗亲政后，又重用新党，贬谪旧党，北宋末年的党争给国家政局实际上造成了很大影响。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jù）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在担任侍读期间，苏轼曾经在宫中锁门看书、睡觉，然后被召进便殿，面见太皇太后和皇帝。太皇太后问道：“你前年做什么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做什么官？”回答说：“臣现在任翰林学士。”又问：“凭什么能骤然升到这个官位？”回答说：“碰到了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奏保荐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没有功绩，不敢通过其他途径上晋升。”太后说：“这是先帝神宗的意思。神宗皇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惊叹说‘奇才，奇才’，只不过没来得及进用你罢了。”苏轼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太皇太后和哲宗也忍不住哭泣，左右的人都感动流泪。一会儿，又命苏轼坐下，赐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烛，举烛送苏轼回翰林院。

【1】便殿：皇帝休息宴饮的宫殿。
【2】先帝：指当时皇帝宋哲宗父亲宋神宗。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xún pù）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53岁的苏轼全权负责今年的礼部贡举。正逢大雪严寒，士子们坐在庭院中，颤抖地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他们的禁约，使他们能尽量发挥。巡视考场的宦官常侮辱应试士人，而且抓住态度不明朗的个别辞语，诬陷为罪状，苏轼把这些宦官都奏请驱逐。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因过去时常议论政事和别人意见不同，苏轼被部分当权的人忌恨。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主动请求调到外地，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外任杭州知州。还尚未动身去杭州，朝廷的谏官听说前任宰相蔡确任安州知州，他写诗时，借唐朝郝处俊影射当今的太皇太后，暗含太皇太后不应该干政。因此，谏官们建议把蔡确流放岭南。

知道这件事后，苏轼上密奏说：“朝廷如果处分蔡确轻了，那不足以体现皇帝以孝治天下；如果治罪重了，那又无法体现太皇太后的仁政。臣认为，应由皇帝下敕书立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再下手诏宽赦他，那就仁孝两全了。太皇太后心里认为苏轼的话很好，但不能实行。

苏轼即将前往杭州赴任时，朝廷使用过去执政大臣的旧例，派宦官赏赐苏轼龙茶、银盒，慰劳很是优厚。

【1】四年：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时年54岁。

【2】当轴：官居要职。

【3】龙图阁学士：虚衔，荣誉称号，加此官，以示尊崇。

【4】郝处俊：唐朝官吏，曾多次反对高宗逊位给武则天。哲宗即位时年龄较小，由太皇太后代为执政。谏官用该例子来抨击蔡确“有影射当时太皇太后干政的嫌疑”。

【5】宣仁：指宋英宗皇后高氏，谥号宣仁圣烈皇后。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tiào）常平米，多作饘（zhān）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póu）羡缗得二千，复发橐（tuó）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到了杭州，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朝廷赐予的度牒，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苏轼又减价出售政府往年储存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要多一些。”于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拿出自己囊中的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渐渐储备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 fēng），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

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宰相李泌在担任杭州刺史时首先引进西湖水，建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唐代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再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实富裕。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政权，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立国后，停止疏浚治理，茭白根堆积为田，剩下水面没有多少了，运河的便利丧失了。靠江中的潮水来供水，船被迫在城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治理一次，给百姓带来了大灾难，而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看到茅山的一条河专门接受江中潮水，盐桥的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打通航运。又建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物力人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蔓菁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

从此，苏吴地区的人种一种菱的水草植物，到春天拔除，不留寸草。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蔓菁不再生长。同时，苏轼取来救荒时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和之前得到的剩余度碟一百份来招募工役。

堤坝筑成后，又种了木芙蓉、杨柳在堤上，看上去就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杭州著名僧人净源大师，从前往在海边，和外国商客来往，外国海船到了高丽，人们都称赞他。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朝贡，顺便去拜访净源大师。到了这里，却发现净源大师已经去世了，他的徒弟私自拿他的画像，附在海船中，希望海船上的人能够告诉高丽人。后来，义天果然便派他的人来祭奠净源，同时叫高丽人带着高丽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北宋太皇太后和皇帝长寿。

苏轼不接受，上奏说：“高丽长久不来进贡，我朝也没有给他们赏赐礼物，现在意图进贡，也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态度，所以带来了厚礼，假借祭奠死去的僧人而行祝寿之礼。倘若我代表朝廷接受了，不回复他们，他们会产生怨恨；如果接受了，反而还要增加赏赐给高丽，正中了他们的计谋。臣觉得，现在应不加过问，让州郡官自己找个理由推辞他们。那些庸俗的僧侣（指偷窃净源画像的僧人）、狡猾的商人，给国家滋生事端，这样的行为不可助长，应当加以惩罚。”朝廷都听从了苏轼的话。

不久，进贡的使者果然来了，按照旧例，使者所到吴越的七个州，费用钱要二万四千余缗。苏轼就下令各州酌量减省，百姓获得贸易的好处，不再有骚扰的害处了。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huí fú）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jǔ）之，功以故不成。

钱塘江的潮水从海门由东而来，有雷霆万钧之势，而浮山屹立于江中，和其他山峰犬牙交错，每年冲毁的公船、私船数不胜数。因此，苏轼建议从钱塘江上流有个叫石门的地方，沿着山向东，开凿运河，引钱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二十多里进入江中。又沿着山修筑堤岸，不足十里就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以北曲折抵达小山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以达领东的古河道，疏通古河道几里到达龙山的运河，来避开浮山的险处，人们认为很好。计划上奏，有嫉恨苏轼的人竭力阻挠，最终未能实施。

轼复言：“三吴之水，潴（zhū）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gāo）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阨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不甘心的苏轼再一次上奏，说道：“三吴的水，汇聚为太湖，太湖的水，流入松江，再入大海。大海每天涨潮两次，海潮浊而松江水清，潮水常常要淤塞江流，而江中水流很清，经常随时把沙土冲去，所以海口常通，吴地很少闹水灾。从前苏州以东，公船、私船只都撑着篙行驶，没有人在陆地上拉纤绳的。从宋仁宗庆历年间以后，在松江上很多人都拉着纤绳行驶，导致拥堵，无法流通，所以现在三吴多有水灾，必须要在拉纤绳的路上凿孔、造孔桥，才能加速江水的流量。”但苏轼的提议仍然没能实行，当时的人们都感到遗憾。

从公元1071年任杭州通判到公元1089年任杭州知州的二十年时间里，苏轼两次到杭州任职，对百姓有功德，基本上家家都有他的画像，人们饮食时会向他祈福。后来，又造了生祠来报答他。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56岁的苏轼被朝廷召为吏部尚书，还未上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因此改任翰林承旨。苏辙想辞去尚书右丞，和哥哥一同任侍从官，朝廷不许。苏轼在翰林院任职几个月里，又因有谗言，请求外调，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再次出朝，任颍州知州。颍州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安徽省阜阳市。

在此以前，开封所属各县多有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末，决开那里的池塘湖沼，使之流入惠民的河流，河流不能容纳，以致陈州地区水灾较多，陈州辖区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周口市。后来，又凿通邓艾沟和颖河并流，且凿开黄土堆，想让水流入淮河。

因为，前面提到的颖河、淮河同时流经河南和安徽。因此，苏轼到了颍州后，派差吏丈量地形，发现淮河的涨水高出新沟近一丈，如果凿开黄土堆，淮河水反而会流向颍州地区，造成水灾。苏轼向朝廷上言，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颍州有多年盗匪经历的尹遇等人，多次劫掠杀人，杀死捕盗的官兵。朝廷因为通缉抓不到，被害的人家又怕他们再次害人，就都隐瞒不敢说。苏轼召来汝阴县尉李直方，对他说：“你如果希望捉到这个人，应当尽力对朝廷说，请求从优行赏；捉不到，我也可以以不称职为理由，向朝廷奏请免去你的官职。” 李直方有个年老的母亲，他和母亲诀别然后出发。最终探知盗匪藏居的地点，分头捕捉他的同党，亲手捉住了盗贼头目尹遇。

朝廷认为李直方官衔太小，不符合加赏条件，怕坏了规矩。苏轼请求把自己寄禄官朝散郎的待遇，转移给李直方，用作赏赐，朝廷不准。之后，吏部在考核官员时，认为苏轼应当升迁，苏轼反驳说，我已经答应李直方呆在颍州，负责考核的官员没有上报。

【1】宿贼：长期为盗贼者。

【2】尹遇：哲宗元祐中，于颍州地区进行反抗活动。初与陈钦、邹立、尹荣等人相结，屡抗官兵。后陈钦、邹立、尹荣等遭捕杀。尹遇又结集陈兴、郑饶、李松等人继续反宋，自称“大大王”，陈兴称“二大王”，劫杀豪富。元祐七年（1092）初，在寿州霍丘县被汝阴县尉李直方所俘。

【3】朝散郎：北宋元丰改制后，为正七品寄禄官。有待遇、但没有职事。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57岁的苏轼转任扬州知州。以前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允许驾船的人私自载运货物，只征收商税，不许刁难，所以驾船的人就富裕了，把官船当作自己的家，主动修治船只，还救济困乏的船夫们，所载货物都很快到达、没有事故。近年来，却禁止私运货物，所以船只破旧、人员贫困，不少人偷盗货物，来挽救饥寒，公家、私人利益都遭受了损害。因此，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批准。不满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zhěsǎn）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jī）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天，苏轼充当卤簿使，引导御驾进入太庙。有红色伞盖的牛车和青色伞盖的牛车十几辆争路，不回避仪仗队。苏轼叫御营巡检使去探问，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充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务负责整肃政纪，应当奏闻此事。” 李之纯不敢说，苏轼便代替他上奏了这件事。

哲宗派人拿着奏疏赶去告诉太皇太后，第二天，诏令整肃仪仗卫队，从皇后到下都不许迎接谒见。不久后，苏轼升迁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任礼部尚书，这是苏轼政治生涯的顶点。当时，高丽派使者求要书籍，朝廷根据旧例都予批准。苏轼却说：“西汉东平王刘宇向汉成帝请求《诸子书》和《太史公书》，汉成帝都没有答应。现在高丽以外朝的身份来要求这些，这能给吗？”可惜，朝廷没有听取苏轼的话。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宋英宗高皇后驾崩，谥号宣仁圣烈皇后，宋哲宗正式亲政。因为哲宗支持变法，苏轼总体上反对变法，所以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朝，任定州知州。定州辖区大致在今天的河北保定市。

哲宗亲政后，国家政策将要改变，苏轼不能入见皇帝，就匆忙辞别。到了要出发时候，苏轼上书说：“天下的太平和纷乱，是基于基层的情况能否传达到上层。最太平的时候，普通的百姓都能自己表达意见；到天下大乱时，即使皇帝身边的侍臣也不能抒发意见。陛下登记九年，除了执政大臣、御史谏官外，从不和群臣接触。现在亲政开始，应当把通晓下情、除去蒙蔽当作紧急要务。臣每天侍从于朝廷，现在将要去边境戍守，恐怕不能见上一面，何况基层的小臣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更加难了。但臣不能因为见不到陛下，就忘记臣子的本分。古代的圣人有所作为，一定先在暗处观察明处，处于静态观察动态，那么万物的情况，就全部呈现在面前了。陛下天生圣明、智慧过人，年纪正盛。臣希望陛下虚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所作为时，要静观事情地分析利弊，观察群臣的邪正。用三年作为期限，就会知道所有事务实际情形，然后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形，采取相应的行动。有了实际的行动后，天下没有怨恨，陛下也没有悔恨。由此看来，陛下的有所作为，只怕太早，不怕稍迟，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臣担心急进好利的人，随意劝说陛下，使陛下轻易地有所改变，所以表达了这些话语，希望陛下能重视臣的奏折，这即关乎宗庙社稷的福份，更关乎天下的太平啊。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lǐn）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到了定州后，苏轼发现定州军政松弛，卫戍的士兵骄横、懒惰，缺乏训练，中层军官们克扣士兵的军饷和赏赐，以前的太守不敢查问。苏轼把贪污的人发配到远恶之地，缮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衣食才稍见充足。

不止于此，苏轼开始约束军队的训练作战方法，众人都畏惧服从。但各中级军官紧张不安，有一次，一个军中小吏来告发长官贪赃，苏轼说：“这事由我来处理是可以的，但由你来告发，军中就要乱了。”立即把这个军中小吏发配远处，众人由此安定。

正逢春季大阅兵，将吏们长期没有锻炼，忽略了上下级的规定，苏轼命令恢复旧有的规定，主帅穿便衣走出帐中，将吏们穿军衣奉行差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感到羞耻，称病不到。苏轼叫来书吏写奏章，王光祖感到害怕，还是参加阅兵，直到阅兵完毕，没有一人怠慢。

定州人说：“自从韩琦走后，好久不见这样的礼制了。”宋朝和契丹和平已久，边界士兵很久没得到重用，只有沿边的弓箭手和敌人靠近，用射箭自卫，还号称精锐。已故宰相庞籍曾镇守边界，根据当地风俗立法。但过了许多年，法制也废弛，被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法所扰乱。综上以上情况，苏轼奏请免去保甲法、免去两税法之外的临时加税，但朝廷不予答复。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公元1094年，宋哲宗改元绍圣。御史上奏，议论苏轼掌管起草内外诏令的时候，所作的文辞命令，是讥讽斥责先朝。4月，59岁的苏轼被转任英州知州，不久降一官级；还未到任，6月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广东惠州。

从公元1094年到公元1097年的三年时间里，苏轼在惠州淡然处世、毫不计较，与人相处，不论是贤才或是平民，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4月，62岁的苏轼再加贬为海南琼州别驾，住在昌化县。昌化县，在以前的朝代叫儋耳县，同属于珠崖郡，那里不是平常人所能住的，药品都没有。起初，苏轼在租的官房里居住，有关官员认为不可以；苏轼就买地筑屋，海南人就搬运砖土来帮助他。苏轼独自和小儿子苏过一起住，用写书来自娱自乐，时常和当地父老一起游玩，好像要在这里终老。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徒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佑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宋哲宗弟弟赵佶即位，史称宋徽宗。在海南居住三年的苏轼已经65岁，朝廷允许他移居广西廉州，改任安徽舒州团练副使，又移至湖南永州。经过三次大赦，苏轼任成都玉局观提举官，恢复朝奉郎官衔。苏轼从宋哲宗元佑年间以来，从未因每年的考核成绩要求升迁，所以官职就止于此。

公元1101年，宋徽宗改元建中靖国，苏轼在北上的路上，经过常州，一代文豪在这里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lěi）、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苏轼和弟弟苏辙，学父亲苏洵写文章，天资聪颖。苏轼曾经自称：“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格式，只是要在该说的地方就说，该停的地方就停。”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话，都可以写成文章。他的文体博大丰富、光辉灿烂，称雄百代，自有文章以来，也属少见。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易传》未完成，叫苏轼完成他的遗愿。苏轼写成了《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尚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当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还不被世人所知，苏轼都如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从来不曾以老师的地位自居。

【1】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lěi）：苏门四学士，且位列苏门六君子。

【2】陈师道：与上述四人、李廌（zhì）合称为“苏门六君子”。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dǎng）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自从科举考试直到出入侍从皇帝，必定以忠于君主作为根本，忠心地规劝、卓识的议论，正直而有大节，群臣没有超出苏轼的。但被小人所忌恨、排挤，不让他安心处于朝廷之中。

公元1112年，宋徽宗政和二年，苏轼逝世后的第12年里，苏辙去世。

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五月，苏轼逝世后的第27年里，北宋王朝正式灭亡，国祚168年。

公元1127年，宋徽宗子、宋钦宗弟弟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改元建炎，史称宋高宗。

宋高宗追赠苏轼资政殿学士，授予他的孙子苏符任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读着读着总是不知疲倦，称赞苏轼的文章达到了最高境界，亲自写了集赞，赏赐给他的曾孙苏峤。

绍兴四年，公元1130年，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苏迈，任驾部员外郎。苏迨，任承务郎。

【1】苏符：苏轼孙，苏迈子。南宋高宗绍兴十年，任吏部尚书。

【2】苏峤：苏轼曾孙，苏过孙。

【3】太师：古代官员去世后，朝廷会根据官员生前贡献追赠官职。除假黄钺、九锡等特殊时代产物外，追赠太师为最高恩宠。

【4】文忠：谥号，“道德广博、学问渊博、慈惠爱民”曰文；“身冒危险侍奉住上、担忧国事忽略家事”曰忠。自唐以后，双字谥号流行，唐朝名臣韩休、颜真卿、裴度，北宋名臣富弼、欧阳修，谥号皆为“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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