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自传是真的吗?黄慕兰是女地下党?

分类: 历史

黄慕兰自传是真的吗?黄慕兰是女地下党?

黄慕兰是一个怎样的人

 

黄慕兰在《黄慕兰自传》书里讲述了中共特科时期她亲身经历的察觉向忠发叛变、拯救关向应等,都是叙事平和、有理有据的,当然不可避免会对自己有些褒扬。对于这种明明是主观的自传,我反而产生了一种很客观、很内敛的感觉,慕兰老人也是百岁高龄的人瑞,很崇敬。

 

有一个学者采访黄慕兰,得知她写了很多版本的自传和材料,有的是能公开出版的,比如我看到的这本,还有的是单独面向组织的,也许有更多惊人的细节,还不能公开。真地期待这些档案解禁的一天。

 

在自传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始终不能抛掉“组织”观念的老人,她怀抱着某种“信念”或者说“执念”经历各种个体的无奈坚持到了牢狱之灾后,甚至活过了百岁,其实我不知道她在坚持什么,也许生和死一样,都是不需要那么多理由。

 

不过现在,还是有点迷茫,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衡量黄慕兰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也许这牵涉到怎样去看待党史,看待很多的人和事,及其人性的影子。

 

黄慕兰一家

黄慕兰一家

最早得知有党的大人物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黄慕兰。6月22日,她在巴黎电影院旁边的东海咖啡馆,遇见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翻译曹炳生。据曹炳生讲,嵩山路捕房捕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到卢家湾来了。他不知道被捕者的姓名,只说有50多岁,湖北人,一双手9个指头,金牙齿,“卖相”倒蛮好……还说:“南京方面马上就要派人过来,准备将他引渡过去……”黄慕兰听后大吃一惊,急忙设法找潘汉年报告此事。潘汉年仔细分析后,判断可能是向忠发被捕,立即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向周恩来报告。

 

《黄慕兰自传》里的疑惑:

 

1、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黄慕兰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部传记对传主的作用有所夸大,周恩来也没有说过“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这句话。

 

在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一句话:“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署名“周恩来”。周恩来什么时候、在哪里说的这句话,没有交代。其实,只要对黄慕兰的经历略作了解,就能够很清楚,周恩来不可能讲这样的话。黄慕兰1907年生,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1951年重新入党。她解放前短暂的在党期间,也只是在城市做地下工作,且从未亲历中共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怎么可能是“党的百科全书”呢?

 

2、时为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黄慕兰在营救关向应同志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也并非其一人之力。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同志。”并借其他领导同志的口说:“关向应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营救出来,就是从敌人的狱中救回一员大将……相信你一定能独当一面。”还有类似“关向应他们还在等着你去设法营救出狱呢!”这种话,让人感觉仿佛千钧重担都压在她一人肩上,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并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潜伏南京的钱壮飞截获此情报后,经李克农转党中央,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紧急疏散所有可能被顾出卖的同志和机关。六届四中全会后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调往上海基层工作的关向应,因未能及时得到通知而不幸被捕。巡捕房同时还搜去一箱文件,这批文件不仅能让他的身份暴露,而且还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周恩来心急如焚,即命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迅速营救。

 

陈赓找到了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杨登瀛(又名鲍君甫),他是我党的特殊关系。当得知英国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内容,正托杨登瀛找翻译鉴别时,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派去了精通几国文字的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将箱中有价值的文件调包,以确保关向应不暴露身份。然后,由吴德峰出面,通过黄慕兰的交际关系,花钱请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由此可见成功营救关向应同志,是党组织精心运作的结果。核心问题是那箱文件,如果关向应身份暴露,就回天无力了。还有整个营救计划的制定、营救费用的提供等,都是党组织的力量,绝非个人所能为。当时黄慕兰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她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联系律师陈志皋及其有影响的父亲之类,但也仅此而已。

 

3、黄慕兰“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之说考辨。

 

黄慕兰在自传中说,1931年,她“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向忠发是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他叛变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黄慕兰所言为真,那其功勋堪比钱壮飞,理当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然而“龙潭三杰”却没有她,难道是周恩来说错了吗?

 

黄慕兰一家

黄慕兰一家

这个故事很难说是事实,因为其中的疑点太多。比如,书中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深秋”,明显应是仲夏嘛;曹炳生明确讲出向忠发“招供了”,黄慕兰还在那里猜测向忠发“很可能已叛变”;身为中央特科仅次于陈云、赵容(即康生)的新任领导,潘汉年是否总能守在电话机前,等着别人打电话,而且还能随叫随到?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潘汉年居然没有主动性,还要作为下级的黄慕兰“催”才去汇报……再退一步讲,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其意义也远非那样重大。根据相关史料,向忠发原本和周恩来同住一处,6月21日违规外出并留宿姘妇杨秀贞所在旅馆,22日上午9时离馆后在汽车行租车时被捕。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派人寻找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陈绍禹(即王明)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时,特科报来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设法营救并迅速搬家。没料到,向忠发下午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还带着敌人去捉人,结果自然是扑空了;而杨秀贞以及住在同一旅馆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则在当天下午被捕,此时的黄慕兰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4、周恩来是否曾就“伍豪启事”问计于黄慕兰。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在党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后的“第二天”(6月23日),还有“1931年12月”,她曾两次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首先,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全党风声鹤唳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其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中明确写着: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叛变,周恩来“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在博古、洛甫之后名列第三,当然属于应当“停止联系”的“其他领导人”了,怎么可能在12月大摇大摆地和潘汉年一起,簇拥着黄慕兰到周恩来的隐蔽处会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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