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尘封已久的清华毕业生神秘死亡档案

揭开尘封已久的清华毕业生神秘死亡档案

这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人的死亡档案。说他年轻
，是因为他死的时候只有34岁。如果他活到今天
，该是一位76岁的老人。1963年5月11日
，人们发现他死在单位一间破败不堪的独身宿舍里。极少有人去过他的住处
，因为“那里埋汰
，臭味熏人”（调查人李文发、马杰、张丙中1963年5月13日记录）。

北国长春的5月
，草木返青
，繁花初绽。背景复杂的“张氏家族” 张旃
，男性公民。原籍广东省乐昌县
，1929年10月生于北京。在1953年由该厂保卫科填写的“嫌疑分子登记表”上
，贴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彼时的张旃戴一副近视眼镜
，穿着整洁的白衬衫
，气质温文尔雅。类似的表格有十余张
，虽详略不一
，但大同小异。张旃6岁时在广东入读小学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
，局势紧迫
，张旃转入香港九龙一所小学就读
，1939年又由港转入重庆歌乐山小学
，后又升入重庆高中
，1946年9月转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于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完成高中学业。1949年上海解放后
，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1952年于该校毕业
，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同年9月调到636厂（即国营柴油机厂）任见习技术员。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时候
，正值建国初期
，刚刚走出校门且“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张旃
，理所当然成了被重点监视的对象。张旃的家庭背景被看成是“一类反革命家庭”（“登记表”之00006）。据当年记载
，其祖父张昭芹是前清举人
，曾任乐昌县县长、广东军首领余汉谋手下的主任秘书长、国大代表。1945年“九三”胜利后
，由香港赴南京参加国大选举
，尔后转去台湾。张旃的父亲张兹闿
，国民党员
，南开大学毕业生
，曾赴美留学。抗战爆发后
，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副处长
，1944年改任战时生产局材料处处长。1945年“九三”胜利后任经济部特派员
，前往苏州、浙江、皖南“接收”
，尔后又任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总经理。到台湾后
，曾任国民党“驻联合代表团”代表
，并任国民党“驻菲律宾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务。张兹闿去台后
，成为台湾早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
，又被称为“台湾金融界的第一颗天王星”。1960年7月卸任台银董事长。还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

张旃母亲麦翠颖
，操持家务
，在“家庭情况”栏内特别注明：“系官僚资产阶级
，政治思想反动”。张旃还有一兄一姐
，哥哥张彬
，国民党员。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助教。姐姐张初荣于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参加国民党军队
，在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习。1946年留学美国
，1950年与邵和国结婚。邵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
，和李宗仁先生关系密切。在相关文字的材料中
，还详细记载了张旃父亲的朋友孙越崎的情况。孙越崎建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建国前曾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
，是张兹闿的上级。1948年下半年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举荐他为财政部长。南京解放前夕
，国民党政府计划将资源委员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厂矿及其物质财产分3路（即广州、台湾、重庆）迁移
，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孙越崎
，布置了这项任务。此时
，李济深、邵力子曾多方做孙的工作
，劝他参加新政府（即我中央人民政府）。在李、邵影响下
，孙越崎表现“柔意动摇”
，并亲自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府财政部及资源委员会会议
，孙在会上报告了参加新政府办法。在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时
，孙越崎曾交出一批档案资料和个人财产。据同一份档案资料记载：孙越崎“参加我工作后
，还与香港有来往
，据知系个人财产问题。并借个人职权
，拉拢伪资委会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之郭可权等人员
，企图树立个人势力”。由于孙越崎和张旃父亲张兹闿的特殊关系
，因此1949年后
，张旃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
，经常到孙家去玩
，1951年1月至1952年4月
，“每月从其家中拿10至15万元（当时的货币
，1万元即今1元——作者）以资助他完成学业。直至‘三反’运动开展后始断绝经济关系”。张旃的父亲还有一位朋友也对张进行过资助。据1954年3月份调查材料记述
，他叫张鄂联（有资料显示文革后曾任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
，时任秦皇岛市公私合营耀华玻璃工厂厂长。“张鄂联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三十一期党政训练班毕业
，其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财政部工矿调整处专员”。张兹闿在张鄂联的公司存有股份。天津解放后
，该公司在港台两地存有5000余箱玻璃
，为把全部货物兑换成现款取回
，1949年8月张鄂联曾赴港处理此事。在港期间
，曾与张兹闿见了面。一个月后
，张鄂联返回天津
，为张兹闿带回耀华公司股票
，在市场变卖后
，全数寄给了张旃。张旃姑母邓静娴
，原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工作
，系北大校长胡适的干女儿。去台后曾在1951年9月间给张旃寄过钱和衣物。其姑父钱思亮（去台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
，解放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与胡适关系密切
，经常出入胡家。解放前夕
，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接胡适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逃往台湾
，钱思亮同机抵台（中共北大机关第一总支自然科学处支部张龙翔1962年7月12日证明材料）。

据张旃向组织交代
，1951年之前
，张旃曾通过父亲的友人
，和父母兄姐保持了两年多的通信联系
，并“从孙越崎那里得知了其父的一些情况”
，为此孙越崎、张鄂联以及张家在大陆的亲属
，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有关部门的怀疑和调查。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
，张旃的直系亲属均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
，只有张旃一人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而留在大陆。因国共两党尖锐冲突所带给张氏家族的不幸
，似乎命里注定要由张旃以及留居大陆的亲属来承受了。从自杀未遂到精神失常受其家庭影响
，在张旃的履历中
，也有“不光彩”的一笔。1945年
，升入重庆高中的张旃参加了一个叫做“ＫＣ党”（又称“扣”党）的组织
，据他个人向组织交代
，是一个“进步的学生组织”。但该组织产生的背景、目的、领导者均未做任何交代
，以至于组织上最后也没弄清楚“ＫＣ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组织”。1946年2月
，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2月10日
，重庆发生了较场口事件；2月20日
，北平国民党特务纠集千余人
，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
，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
，殴打工作人员；2月22日
，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
，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
，打伤工作人员多人。此时
，张旃在重庆高中读书
，集体参加了2月22日的反苏游行。1947年
，上海南模中学进步学生组织时事讨论
，张旃又在会上积极地“为美帝吹嘘
，发表美国如何民主的言论”。中学期间
，与同学段广南等组织“自由”壁报社
，其所写文章
，内容被认为是反动的
，多为时事讨论和战事展望等。由于张旃“社会关系极为复杂”
，且“家住敌区”的亲属经常通过各种办法给其捎寄钱物
，其“是否依钱被人收买利用
，进行特务活动
，是值得怀疑的”。因此
，从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
，就引起了厂有关部门的注意
，并对其展开了4个多月的明察暗访。有关部门在对张旃个人历史问题及家庭社会关系的文字分析材料认为：“一、其家完全是蒋匪反动的高级官员
，所以其很小时随其家逃往各地（香港、越南）及蒋匪的根据地重庆盘踞
，所以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反动正统基础。由（尤）其在入中学时参加童子军及军事训练
，这说明思想是反动的。二、在四五年（1945年）其看出蒋匪呈腐败的卖国的政府
，而组织了自称进步的‘ＫＣ党’及‘ＫＣ党’报等活动
，为什么又参加反苏游行大会及崇拜美帝的民主呢？三、其父逃台及在菲律宾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曾一度向我上海人民政府提出这些东西是其父自己的
，想为己有”。最后认为张旃虽为青年团员
，但为什么全家均已经进入了“敌区”
，只他一人留在大陆
，是否身负一定使命？颇令人怀疑。（1952至1953年张旃审查材料）因此
，应弄清其与在台在美之亲属“是否仍有来往关系
，有否潜伏活动”。张旃在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初期
，可以肯定地说
，是抱着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
，并下决心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作为见习技术员
，他业务上比较钻研
，曾主动帮助工友修复了一台六角车床
，给工厂增加了生产工具。在与工友研究技术时也很虚心
，“从不自高自大”
，在给徒工讲课时也很负责和耐心（1952年10月30日五车间工会主席张庆文反映）。1952年国庆节时
，厂里有一批生产计划
，他主动承担了部分任务
，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制作和抄写计划。“其生活作风也是正派的
，如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由南方带来的旧物”（1952年12月29日安全股雷振海反映）。

张旃一方面努力地工作
，以自己积极的表现来谋求组织上和工友们的信任；另一方面
，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整个的政治形势并不像张旃所考虑得那样简单
，有关部门从未放松对他的监控和警惕。张旃的直系亲属逃台的时候
，他还刚刚考入清华大学
，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
，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亲属们想方设法给他带来钱物
，并从父亲故交那里获得资助
，构成了他与反动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藕断丝连”
，这一切都在组织部门的掌握之中。要想取得信任
，他唯一能够做到的
，就是主动地切断与亲友们的一切经济甚至通信往来。在与工友的谈话中他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我念到大学
，在我家还是最低的文化程度
，我家是个大资产阶级
，我和他们很久就脱离了关系。我入团时
，相当困难
，调查我
，我知道这就是考验我”（1952年10月31日团委会白树勋反映）。1954年前后
，张旃曾多次向党支部书记写检讨材料和思想汇报。内容主要是“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思想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表示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和社会关系彻底决裂”等
，表明他在参加运动方面是很积极的
，也是想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的。有资料可查的就有1954年1月至4月间的十数件。他自认为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虽然在思想上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
，但是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教育
，特别是到厂后受到工人阶级直接的教育和帮助
，思想已基本转到工人阶级里来了。并且自己也下决心
，积极对非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斗争
，在较短的期间内基本上消灭非工人阶级思想”。由于他的反动家庭
，似乎从他走向工作岗位
，就给他带来了“原罪”。因此他感到
，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同家庭断绝联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与人相处
，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条鸿沟是无形的
，由于有他这样的反动家庭背景
，几乎所有人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他
，疏远他
，只有被视为“另类”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只能从受到同样不公正待遇的同类人当中寻找一些慰藉。因此有人反映说
，他“常与较落后的某人和地主子弟常某等人接近
，不愿与积极分子和我党干部接近”。

外界的反映无疑刺激着张旃过度敏感的神经。他在一份“思想汇报”里谈到
，这两天
，听到车间里向我喊反革命分子
，不知是指的什么意思
，假如说我在走向社会主义时期时抱着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放
，不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
，而妨碍社会的发展
，起了反动作用的话
，我认为是有根据的。假如认为我还有其他和反动派有联系或类似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话
，我认为应该很好地检查我的全部历史
，我也会帮助组织上提供证明人或其他材料来。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不通
，心里很气愤（张旃1954年1月9日“思想汇报”）。此后
，张旃一直处于悲观失望的状态
，工作上“既积极又沉闷
，抱着混的态度”
，心事重重的样子
，“就是走路
，也站下想几分钟
，完了再走”（南来分子的动态）。有时“工人对面谈话被他看见
，就怀疑是在讲他的问题”（1954年1月23日厂保卫干事卓治国反映）。由于他的精神压力过大
，工作神不守舍
，结果因工作计划失误
，造成原料损失
，被记过两次。1954年初
，张旃已经有了精神异常的表现。1月中旬
，他向五车间的王书记书面汇报说
，我现在完了
，哪里都给我下毒药
，我的饭里有毒药
，喝的水里有毒药
，我的身上都胖肿了
，要求请假到市里医院看病。多份材料中都反映他的精神存在问题。1954年1月底
，张旃调到了九车间
，这一年底
，车间孔国荣技术组长归纳了他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他的思想一贯是十分沉闷的
，除工作外很少谈话
，不爱和任何人接近
，就是星期日也经常是一个人在房子内看看书或睡觉
，偶尔有事上街的话也是他自己出去
，所以他的思想情况是不和任何人交谈的。由于他思想上的苦闷已严重地影响到他身体健康
，目前看来他的神经可能有些不够正常。自上一年10月份以后
，他就很少外出
，有时厂里放电影
，离宿舍只有百米远
，他也不去看。厂里组织了很多次活动
，他一次都没参加
，自己坐在房子里看书。1955年4月上旬
，张旃找到车间党支部书记
，交出20元人民币
，要求邮到上海市浦东章华毛织厂表兄黎斌处
，说
，我过去借“战犯”黎斌20万元（建国初的货币）
，给他们邮去
，和他们断绝关系。不久
，又交上来14元6角人民币
，要求汇到河北省唐山开滦矿务局
，转交孙越崎再转王仪孟
，并说
，他们是官僚资本家
，我花他们钱都还给他们
，与他们脱离关系。同年4月24日
，又写给厂干部科和厂领导书面材料
，述说通过总路线的学习
，对本身阶级出身的认识
，提出和反动的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声明
，要求改名叫“孙志新”。张旃改名的要求
，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
，已无从考证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他想尽快地摆脱由于家庭的关系所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从此时起
，他就正式使用了新名
，而且是经过党委李书记批准同意的（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为行文方便
，其后仍以张旃称之）。同年5月24日
，他向车间领导请假5天去北京（得到批准）
，5月25日
，他从天津给同宿舍张一光和车间技术组长老孔寄来“遗书”。其内容说
，我的身体不好
，劳动和工作困难很多
，我认为再继续活下去
，已不能劳动为父母服务
，现在我向你们永别了
，一切后事请转告领导上代为办理。当日下午6时
，天津市公安局发现其自杀（未遂）。不久后即精神失常。

涉嫌窃密事件张旃患精神病后
，曾入精神病院医治了4年
，久治不愈
，经常大闹不止。张旃患病后的经历只有简略的记述。车间技术组长孔繁荣曾谈到
，1955年去四平精神病院两个来月
，由工友龙连起送去并接回。据说“出院书”上写着“没有精神病
，回厂休养”的字样
，查不出病来。送他到精神病院是因为工人发现他吃粪便
，所以不叫他上班
，在调整工资时也没有给他调。从精神病院回来后
，他曾要求上班
，但车间未同意
，怕出事故。到1959年时
，精神比较稳定
，似乎大有好转。那年
，他已经能够上街购买一些关于拖拉机和汽车简明性能资料书籍
，而且每天能够阅读书报
，并到食堂吃饭。单位把他安排在职工单身宿舍收发室居住。1962年
，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
，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台方叫嚣“反攻大陆”
，并不断地派遣特务到大陆活动。张旃“稳定的病情”再次引起厂保卫部门的注意。他的生活“较规律
，关心报纸
，注意时事”；回到宿舍
，就详细地做日记；有时间就去街头散步
，或去邮局等处看报纸。3月
，发现他与厂副总工程师（隐其名
，其兄在香港和台湾——作者）突然接触
，并数次到其家中
，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7月
，他给上海永康路居住的表兄黎斌去信
，打听其四叔和舅舅的地址。9月
，又发现他经常外出活动
，随身携带的挎包从不离身
，并绘制了多家工厂平面布置简明示意图。从当时“表现上看
，其头脑颇为清醒
，毫无患精神病之感”（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保卫人员审查了张旃的笔记本。张旃在1960年2月间的笔记中
，记载了厂内主要生产部件以及各国汽车构造的相关资料。对于张旃的调查亦围绕他的社会关系展开。试图查清其患病前后各时期的思想活动表现；进一步调查其患病原因
，复查病状；审查其笔记本
，有否可疑内容；建国初期与张旃有通信和经济关系的人和事；甄别所绘制的图纸及其动机等。保卫部门先后调查取证了其堂叔张兹序、张兹墉、张兹埴的有关历史问题和现实情况
，查阅了历史档案
，调查其关系人是否具有特务身份
，以及与其表兄黎斌通信的内容等。调查的结果大同小异
，多数被调查人员的历史情况
，仍然仅限于过去组织上掌握的情况
，从中并未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和问题。

张旃对自己绘制的有关636厂、汽车厂和拖拉机厂的图纸是很重视的
，因怕丢失
，在1962年10月23日送到厂内保存。在他的日记当中都做了详细记载。经过对张旃全部衣物和各种资料的审查
，没发现可疑情况
，对其全部20本日记的审查
，没有发现对现时不满或反动的言论。根据审查张旃遗留的全部信件和日记中有关通信记载
，他从1959年9月以来向外发出信件10封
，除接到上海表兄黎斌的3封回信外
，其他亲属、同学等均无回信。在其表兄的3封回信中
，亦无可疑内容。（以上见“关于可疑精神病患者孙志新＜张旃＞死亡情况调查报告”）据此
，公安部门做出结论：根据上述调查情况
，我们认为孙（张）的窃密嫌疑问题可全部否定
，撤销今后工作。翻看一页页发黄的笔录和档案资料
，我如同听到一个孤独的灵魂绝望的呻吟。那个时代的人们
，极负责任地记录并构造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迭现出一个无助的年轻人跋涉于泥泞之中的履痕。他最终湮没于世态冷漠的沼泽里
，了其短暂的一生。人们是否应该更负责任地面对这个早逝的青年？从中得到足够的反思
，学会善待生命
，而不至于过早地忘却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悲剧。中国毕竟有过“后人复哀后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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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揭开尘封已久的清华毕业生神秘死亡档案（全文完），小编在下方为大家整理了更多好看的相关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温馨提示】：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多运动，每天开心学习和工作，做个健康的正能量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