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很脆弱

麦克法夸尔：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很脆弱

麦克法夸尔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专访麦克法夸尔问=经济观察报麦=麦克法夸尔问：你是否认为如今在中国有着对未来的担忧？麦：是的
，从一些中国人将财富转移到海外
，并纷纷送子女到国外接受教育等现象
，可以看出人们担心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为他们自己和孩子在国外生活做准备
，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问：你提到过前南斯拉夫党内异见人士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Djilas）的一个术语“新阶级”（“NewClass”）
，请问
，“新阶级”是什么意思？麦：吉拉斯当时用这个术语来指一群统治者
，这群统治者不像资本家
，他们不需要拥有财富
，因为他们控制财富：所有的国家财富尽由他们掌控。问：你认为在如今中国也有一个“新阶级”吗？麦：在今天中国
，官员们不仅拥有财富
，而且控制财富
，所以他们绝对符合吉拉斯“新阶级”的定义。问：为什么官员们会如此看重财富的拥有和控制呢？麦：其实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官员们对财富的拥有并不只是经济原因或贪婪
，而是“政治上的风险对冲”。他们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
，让自己的子女到国外接受教育
，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这一阶层减少政治风险的一种方法。问：那对于当前领导者来说
，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维持稳定吗？

麦：中国社会在文革之后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
，一是较之以前
，共产党的道德标准有所下降；二是意识形态的缺失
，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首先是共产党员的道德水准不如以前了
，一个显著标志便是腐败。文革之中官员的悲惨遭遇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
，在文革结束后开始为自己谋取利益。中国各地每年都有许多抗议示威活动
，其中一个抗议目标就是腐败
，第二个变化便是邓小平有效去除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于把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
，文革结束后
，意识形态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如今
，中国虽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种模式其实指的是新加坡
，类似的
，中国特色的民主是台湾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香港。一方面
，共产党的权威下降了
，另一方面又没有意识形态把国家凝聚在一起
，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很脆弱——不光是我
，很多人持这个观点。因此
，从国家政权的稳定来看
，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性的问题很多
，如腐败、资金外流、环境恶化、对底层官员控制的无力、没有能将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远景
，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的决心
，等等。我想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
，也就是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面对的一个困境
，即一方面要继续发展经济
，一方面要建立一个信息自由流畅的社会。问：一方面你说“没有文革
，就没有改革”；另一方面
，你认为中国依然处于后文革时代或是后毛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文革时代和改革时代有区别吗？麦：我认为1979年邓小平让中国人得到了解放
，开始创造财富。在这个机遇中
，中国人民做得很好。不过
，邓小平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他意识到共产党在给人民带来好的生活方面是多么的失败。在过去的20年里
，中国一直受极左思想控制
，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问：那你怎么看中国的未来？它会改变？麦：中国过去发生两次大变化都是发生在巨大的创伤之后。一次是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1894年）
，为什么清王朝
，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会结束了
，在我看来
，和日本的那场战争有关系。第二次大变化发生在文革结束后
，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
，“没有文革
，就没有改革”。这场改革是伟大的
，在这场改革中
，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今天
，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
，现代化的核心就是一定形式的民主——这是唯一能够凝聚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民主能给予公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自信
，也能给予政治家担当领导的责任感。我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中国还会发生第三次大的变化
，与第一次外部冲击 (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和第二次内部大动乱(“文革”)大不相同
，但我不能预言什么时候
，以及如何发生。但我毫不怀疑。因为中国人民
，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在前两次大的变化中
，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最终
，我认为最根本的尊重将来自中国人民有一天能够相信他们的领导人
，而领导人又相信他们的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问：你说
，要弄清当代中国的“为什么”
，就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的“怎么样”；而要弄清“文革”中发生了什么
，就必须弄清“文革”是如何起源的。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你当时就预见到了它的重要性吗？

麦：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我从1955年便开始研究中国政治。那时我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毕业
，然后被伦敦《每日电报讯》的副总编唐纳德·麦克拉克伦聘用
，在苏联问题专家大卫·弗劳伊德麾下工作。这使我一开始就关注着中苏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1969年
，我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继续我的中国问题研究
，当时我便断定
，把当代和文化大革命所透露的材料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从1956-1965年的历史中追溯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说文革刚发生时
，我便开始研究它了。麦：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册前言中
，专门提到过：1974—1979年
，我当下院议员的5年中
，曾设法继续一些研究和写作
，这部分地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是政治活动的紧迫实际上不允许我有闲情逸致对中国20年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思索。另一方面
，在议会的几年使我有了一连串政治问题和政治过程的亲身经历：领导的作用；领袖和同事的关系；政治家与职业文官的相互影响；政治的酝酿制定到实施的曲折道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党的活动分子对于首都政治家的重要影响；当事情涉及到紧迫的国家利益时政治家的行为；良心和现实、个人信念和党的团结、自制和雄心之间的不断冲突；还有时机、偶发事件和运气常起到的关键作用。英国不是中国
，国会不是全国人大
，英国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
，20世纪70年代的低调英国社会主义远非50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由于我自己也从事政治
，我希望我能以实践中掌握的更加深远的眼光和理解力
，来研究北京政治家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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