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挑动呼伦贝尔独立：欲占据中国领土-文史故事

沙俄挑动呼伦贝尔独立：欲占据中国领土

一、沙俄觊觎呼伦贝尔的野心

呼伦贝尔位于黑龙江的西部和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呼伦、贝尔两湖而得名。东据兴安岭，西以额尔古纳河与俄国为界，北连黑龙江，南以兴安岭的索岳尔济山为界，与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兴安盟的部分地区接壤，西南与外蒙古的车臣汗部交界。呼伦贝尔全境"南北长约一千五百余里，东西宽约七、八百余里。土地肥沃，可耕可牧，物产丰富，予取予求"；"深林矿藏，尤为无穷"（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第2页，民国二十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呼伦贝尔作为中国北疆的边防要地，北起额尔古纳河口，南迄海拉尔河口，这是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水路边界线。这一长达750千米的中俄国境线，是根据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的。后来，中俄两国根据1727年(雍正五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和《阿巴该图界约》，从而又划定了中俄中部边界。其中，自塔尔巴干达山所设第五十八号鄂博起，往东至阿巴该图第六十三号鄂博，即对海拉尔河口之鄂博，是为中俄东部边界的陆路边界线。如把这段陆路边界线与水路边界线连接起来，就是我们所通称的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国境线。

沙俄挑动呼伦贝尔独立：欲占据中国领土

清初以来，清廷为防止沙俄东侵和俄人越界，就在呼伦贝尔地区设官驻兵防守。1732年(雍正十年)，经黑龙江将军珠尔海奏准："由布特哈拨来索伦一千六百三十六名，达呼尔七百五十九名，陈巴尔虎二百七十五名，鄂伦春三百五十九名。此项兵丁计三千名，归并索伦一部，编联五十牛录(一牛录为一佐领)，分隶八旗，统以左、右两翼。左翼四旗沿抵俄罗斯路(即中俄边界线)及与俄交界处分防游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并喀尔喀一带分防游牧"（张家燔《呼伦贝尔志略·军备》）。同年，又由阿尔泰旗下兼管之额鲁特拨来100名蒙古兵丁，置一旗。1734年(雍正十二年)，"由喀尔喀部车臣汗旗下之新巴尔虎拨来二千四百八十四名，此项兵丁由管理车臣汗大臣扎克丹送来伦，按照索伦兵制编成四十牛录，分隶八旗两翼，划界分防游牧"（同上）。各旗设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与此同时，在海拉尔设副都统，管理呼伦贝尔地方。至清末时期，清廷面对沙俄对呼伦贝尔边境侵略的加剧，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改呼伦贝尔副都统为呼伦道，在满洲里设胪滨府，海拉尔设呼伦厅，在吉拉林设室韦直隶厅。除设一府二厅外，清廷在呼伦贝尔境还采取了许多防俄"实边"措施。这些设施对于巩固祖国北疆边防和呼伦贝尔地区边民的安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沙俄对呼伦贝尔地区的侵略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日益猖獗。尤其从19世纪末修建中东路以来，沿额尔古纳河，相继有大批俄人涌入呼伦贝尔地区。他们肆意扩占土地，砍伐森林，淘金挖煤。进入20世纪初，俄人入侵呼伦贝尔地区更日益加剧。如1905年，自海拉尔至莫力勒克河一带，"俄人搭盖窝棚三百余处，蒙包五架，男女一千五百余口，开垦荒甸十二段，约耕熟地一万余垧。"(东北档案馆《黑龙江交涉署档案》第438号)。至1907年，"……由布鲁河北岸沿额尔古纳河左岸长一百余里，宽八九里不等，皆有俄人垦种之地。"

1908年2月22日，根据《东三省总督徐与黑龙江巡抚程给外务部咨文》称："额尔古纳河南岸山谷之间，俄人越垦之地已至二千一百八十余垧，沿河修有水磨二十四盘，窝棚六十六所。"(《东三省政略》卷3)

对俄人越界侵边行为，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向俄方提出交涉，并采取一些斗争措施，但终未解决沙俄入侵呼伦贝尔问题。

辛亥革命前夜，俄国为侵占满洲里，俄国界务处"竟主张由满洲里划分，其意以东站为界，东清路线属我，西伯利亚路线属俄"，后经中俄代表交涉，终于在1911年12月20日，中俄双方代表在齐齐哈尔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议定陆路边界满洲里站全城属于中国，水路仍照旧约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最后，"俄国政府始认将满洲里全城仍归中国管领"（《大清宣统政纪》卷67，第15～21页）。

二、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的经过

沙俄政府在同清廷订立《中俄满洲里界约》同时，沙俄还在哈尔滨设立"蒙务机关"，笼络呼伦贝尔蒙旗上层人物，进行策叛活动。1911年6至7月间，俄军逐渐向满洲里边境移动。9月，沙俄伊尔库次克省军事头目仇其金以阅兵为名，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部署。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利用此机诱惑蒙旗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诸员主动独立，响应库伦"（《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3页）。在沙俄的策动下，以胜福、车和扎为首召开秘密会议，具体策划呼伦贝尔"独立"：中国官吏退出呼伦贝尔，将行政权交还蒙旗；中国军队即由呼伦贝尔撤回；中国不得再向呼伦贝尔移民；在呼伦贝尔境内之中国人民，如不服从蒙旗官府，即逐出呼伦贝尔境外；所有官税及当地一切因自然富源所得之税捐，应移交呼伦贝尔蒙旗官府征收；并"共推额鲁特总管胜福为首领，积极布置军事工作"（邹尚友、朱枕薪《呼伦贝尔概要》上册，第34～35页）。当胜福等人发出"独立"信号以后，11月间沙俄政府开始向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大量运兵，仅在11月22日至26日，就运俄兵106车；12月4日至17日，又运入俄兵95车，共达2000余人；12月18日至25日，又运入俄兵242车，共达7000余人（黑龙江省档案馆《交字978号督抚宪札据胪滨府呈报俄国运兵入境数目等因饬知由》）。这说明沙俄为制造呼伦贝尔"独立"，在军事上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1912年1月14日，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等人，在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的操纵、指使和支援下，首先起事。他们调集各旗蒙兵1000余人，用沙俄援助的500支枪武装起来，以反对共和为名，组成"大清帝国义军"，声言1月15日进攻呼伦城(今海拉尔市)。据周树模致袁内阁的电报称："二十六日晚，蒙兵已聚千人，购有枪五百杆，派人到防营，声言二十七日(1月15日)晨八时攻城，军队商民各挂白旗，否则全行攻杀。经道厅迭日劝谕，迄未解散，其势益炽，驻伦防兵极少，请拨兵救援。

"当时海拉尔驻有防兵一营，道厅两署卫队百余名。而蒙兵号称千人，其中包括外蒙古

"独立"以后，由库伦活佛所派人马，实际上"蒙兵堪战者约二百余人，余皆荷戈充数"，如官军进行反击，"足可抵御" (《呼伦贝尔志略·兵事》)。但是，俄国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公开出面干涉，阻止中国军队与叛军交战，声言"双方交战"，"炮弹若落站界，即行调兵干涉"。当时呼伦道黄仕甫也惟恐"虑以轻升战衅，惹起国际交涉，致贻后患"，遂率驻守官兵及道署专员退入站界铁路交涉局避难。1月15日晨8时，叛军占领呼伦城，宣告"独立"。

呼伦城被占领后，江省巡抚周树模立即致袁内阁电称："顷据呼伦道厅电称：'蒙兵今晨八时全数入城，均持俄枪，力迫驱逐华官，兵警过少，实难抵御。商民求勿据，免遭涂炭。外人亦要挟，不得入站界，酿生交涉。职道同知只得暂行出署，退至商会。祈速派兵剿办'等情"(军机处电报档《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理藩部电》，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306页)。当时，呼伦贝尔城内，人心思动，惶恐不安，"一时商店歇闭，邮政停办"。原"避入俄国租界"的道厅署文武官员，由于俄国领事干预，道署退至商会避难，而以厅署翟文选为首诸官员，"自失城后，即时赴车站，以羌洋(俄币)一千五百元，包专车二辆，用头号火车头载之南遁"（《蒙古独立记》，见《辛亥革命》七，第290页），逃入关内。

1912年1月15日，叛军占领呼伦城以后，立即成立了隶属于库伦政府的所谓"自治政府"，宣称"恢复满清时代之副都统衙门，以为呼伦贝尔临时最高机关"(《呼伦贝尔概要》上册，第34页)。并以呼伦贝尔旗属官兵等全体名义发出电告："革命起事，各省附和，仇杀旗人，将覆大清。我呼伦贝尔旗人亦系满清之一小部分。世受国恩，自应尽一分臣子之义，故大众议定，起大清帝国义军，保守疆土，决不承认共和，亦不受汉官管制。营业商民丝毫不犯，加意保护"。呈文发出后，便"推选卸任旗员程疙耳答为总管，以被撤之蒙旗股长荣殿卿为副总管，前充视学员之程润泽为外交员，城内驻蒙兵三百名，城外驻一百余名。"借此维护呼伦城地方政局的社会秩序。

1月16日，黑龙江省巡抚周树模致电内阁军咨处说："查该处蒙旗独立，系库伦活佛行文劝告，乃以大清帝国义军为名，揆厥情理，自应以大义利害谕令解散。且该城逼近车站，交战恐起交涉。"于是他派出熟悉蒙情的委员杜荫田、于家铭赴呼伦城劝谕"取消独立"。经过劝谕，宣布取消独立。但俄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闻之大怒，恫吓旗员"，声言"以后中国欺凌，不再袒助。并索酬报借械各费甚巨"（《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3页）。由于俄领事乌萨蒂的威胁，致使"旗员畏俄势强，顿翻前议"。于是，杜荫田、于家铭见"蒙情反覆"，23日立即致电江省。电称："劝抚蒙旗，屡允屡变，今日试以道厅全准蒙员接替，亦不任受。窥其所为，证以现状，绝意向外。且俄官亦若明出干涉。对待方针，须另筹划。"

江抚周树模接电后，便立即致电外务部，请示办法。电称："蒙情反覆，外人暗助，又不能运兵往剿，除抚更无别法，究竟如何对待之处?请速示机宜。"

1月24日，江省"加派协领庆善、骁骑校景明前往劝抚"。并指出："查此次蒙人变乱，事先非俄暗助万不至此，今乃显然干预，收拾益难。"

就在蒙旗当局拒绝劝抚的情况下，当时海拉尔已开始发生异常事态。据杜荫田等禀报："初一日蒙人取消独立后，今又反覆，抚仍无效"；蒙军还在"路界骑马持枪驱逐汉人，俄人并不阻止。并准俄外部官言，路界亦不容留道厅官吏居住，限期迫令出站。"与此同时，在胪滨府(即满洲里)的政治局势也顿时紧张起来。据胪滨府电称："接蒙官函称，已派蒙兵四百名攻取该府。已购粮备战，决计固守。请由省派兵援救。"但在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江省督抚仍以劝抚为主的方针，力争蒙旗取消独立。1月27日，黑龙江省督抚再次派庆善等与胜福谈判，然而胜福却说"吾等已商量妥协，非俟君主国体确立，势不能再归省垣节制，现时无须说和"，表示拒绝劝抚。2月1日，庆善亲往满洲里会见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但车和扎"坚持不见"，并声称"索枪不付，只有开战而已"。由此，使江省官员认识到"徒口劝抚，万无效果"；并认清蒙员"处处受俄人指使，若不断绝外援，无论如何，收抚终归无效。"于是，胪滨府知府张寿增决定：一方面调满洲里驻防兵一营，"入府备御"，准备实行自卫反击；另一方面，通过江省致外务部，由外务部当即打电报给驻俄公使陆征祥，命他"根据东省铁路合同第十一条"，力争俄外部"保持中立，毋得干涉"。并请求电告哈尔滨领事，"令其通告吴外部官(即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不得干涉"。但这些措施，皆为沙俄"严守中立"谎言所欺骗。

1912年2月2日，穿着蒙古服装的沙俄侵略军700余名伙同车和扎率领的300余名蒙军，突然进攻胪滨府(满洲里)。驻守胪滨府的知府张寿增，则命帮统韩殿臣率巡防营官兵奋起抵抗，从凌晨5时激战至中午时分，"内外互击八小时，卒至蒙兵死伤多数"(《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4页)；而俄兵"受伤者甚多"。其中，中国军击毙身着蒙古服装的俄军军官1名，以及被打死在沙堆旁的俄兵4名。后经"剥得已毙俄官肩章子袋"，证实这个军官系沙俄西伯利亚第十五号联队军官劳喀普林斯基。在这次反击战中，中国军还缴获了俄军帮助叛军攻打胪滨府的数十幅军用地图。

2月4日晨，俄蒙联军不甘心失败，公然再次围攻胪滨府，俄军出动马、步、炮各种部队约800余名，伙同叛军400余名，"俄兵在署北，蒙兵在署东夹击"。俄国军官亲自跑到公署门前威胁说："限十二点钟交枪马，否则开炮轰击"(1912年2月9日《民主报》)。当时由于众寡不敌，"后援既断，战守均难持久"，后经"呼伦道庆善与蒙员确商，宣布停战"(军机处电报档：《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致内阁外务部电》)。中国军队全部撤出，胪滨府即被俄蒙联军占领。

满洲里失守后，呼伦贝尔政局更加动荡不安。据记载："一时海(拉尔)、满(洲里)无官，秩序大乱，兵匪混杂，商民惊慌"(《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4页)，四出逃散。额尔古纳河"上流各边卡节节沦陷"；其"根河防兵以饷咄哗变"。在额尔古纳河下流一带各边卡，由于珠尔干河总卡官赵春芳与额勒和哈达卡官李玉琛等，"坚守汛地，支持边局，复招抚两营溃卒叛兵，编练马步各队，协力巡防"，使额尔古纳河下游一带卡伦和奇乾河、漠河两金厂赖以保全。

但是，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特别是吉拉林设置局、金厂，"逐被蒙俄所占据，并驱逐厂内华人"，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慨和不安。由于"蒙兵截堵，粮尽源绝，进退无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咨报呼伦地方俄人蒙人举动情形》)。这对额尔古纳河下游边境军民的生活是一个严重威胁。因此，同年3月30日，在总卡官赵春芳领导下，组织当地爱国军民与叛军交战，一举收复吉拉林。这次吉拉林反击战，给俄国殖民势力以沉重打击。4月18日，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地方当局："顷闻华兵在吉拉林不久与蒙人开仗，查此项兵队对俄人有仇视之状态，应请贵督抚转饬该军队，对吉拉林俄人生命财产须严加保护，以免两国因此生出误会。江省督抚一面与俄交涉，一面命令赵春芳"率队退往下游扼要驻扎"，弃守吉拉林，致使吉拉林金厂又为"蒙俄人所占，骚扰愈甚"。赵春芳在撤退时，曾与叛军首领进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双方"以莫里勒克河为界，上游各卡归蒙官管辖；下游各卡归汉官管辖。"然后退守漠河一带驻扎。至此，呼伦贝尔全境被以胜福为副都统的伪政权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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