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之王]世界十大传奇男间谍_间谍之王-拓展阅读

[间谍之王]世界十大传奇男间谍_间谍之王

本文话题：间谍之王，介绍信，履历表，幽默感，心理测试

一、“间谍之王”西德尼·赖利

此人除了身为间谍之外,还与石油的利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彬彬有礼、英俊潇洒的赖利原名叫乔治·罗森布伦,犹太人,他于1893年离开了乌克兰南部港市敖德萨。他能言善辩,有时说自己是天主教牧师的儿子,有时又声称自己是俄罗斯贵族之子。但他实际上是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的特工人员,之后成为了英国军情六处俄国分部的领导。

1901年,赖利假装成一名药物推销员,被派往德黑兰去调查有关澳大利亚淘金者威廉·诺克斯·达奇的事情。达奇花1万英镑从波斯国王那里买到了开采权,去寻找当地的油田资源。英国政府对这种新能源进行了估值,希望英国也能介入此事。

赖利认为石油的发现非常重要,建议买下波斯北部省以及俄国境内的领土。他的建议未被采纳,直到1905年,英国政府得知达奇已经破产。他已经在波斯采到石油,但质量并非如其所言。他跑到欧洲,希望为从波斯买来的特权找到一个买家。英国决定买进。

赖利于是被派往法国戛纳,据说达奇在那里准备与罗思柴尔德银行的法国分部谈判。赖利伪装成一位天主教神父,上了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游艇,在上面假装为孤儿乞求捐助。他故意混淆黑白,将达奇拉到了自己的一边,告诉他英国政府愿意付出双倍价格来购买他的特权。历史书中并未记载下赖利如何处理的这笔钱,但的确有达奇与英国政府完成交易的记录,英国波斯石油公司也因此而诞生。在丘吉尔的建议下,这家公司后来将名称改为了着名的英国石油公司。英国政府获得了51% 的股份。

1908年,波斯境内再次开采出石油,这一次石油的质量保证了英国数十年的重要燃料资源供应。丘吉尔下决定将英国海军舰队的燃料从煤转变为石油,这一举措使英国在一战获得了极大优势。一艘军舰足可以与陆地上装满石油的坦克媲美。

赖利乔装改扮完成的秘密使命让英国受益匪浅,但赖利自身却变成了这一成功事件的牺牲品。他在1919年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之后,在苏联被逮捕,在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中被处决。

1901年,赖利曾经与妻子一起搬到了中国东北的旅顺口居住,并且游历中国。但有人指出赖利在中国期间其实在充当双重间谍,同时为英国和日本搜集情报。赖利和一个中国工程师何良顺一起,利用自己的海运公司作掩护,为日本海军窃得了俄国的旅顺港防务计划。依照这个防务计划,1904年2月6日,日本海军才得以迂回驶过俄国保护海港的雷区,对俄国舰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更为神奇的是,不但有人怀疑赖利是邦德的原型,还有人认为赖利是小说《牛虻》中“牛虻”的原型。因为《牛虻》的作者伏尼契在伦敦与赖利相识,并且同游意大利。

二、“间谍王子”伊利·科恩

摩萨德出色特工，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成功帮助以色列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征服戈兰高地。

1965年5月19日凌晨，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准备公开绞死一个以色列间谍。最后的裁决是在48小时前确定的，只有叙利亚军队和政府中极少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与此同时，正在外出访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接到通知，要在24小时内返回大马士革。当晚，叙以边境上，叙军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增加了摩托车、大炮等轻重武器。一名即将被处决的以色列间谍为何让叙政府如临大敌？

以色列情报官员“苦行僧”认为：“他充分具备了一个秘密特工人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这名以色列间谍叫伊利·科恩，1925年生于埃及北部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一个犹太家庭。自幼，他便发誓要为犹太民族的未来付出一切。

1956年，科恩辗转来到以色列。他先是在以色列国防部当译员，此后又在一家销售代理处当会计。然而，这两项工作都不是科恩的选择。科恩渴望一种具有挑战性、刺激性的工作。

科恩的情况被摩萨德一位代号为“苦行僧”的情报官员注意到了。在看了科恩的档案，并与他进行谈话后，“苦行僧”决定将他收至麾下。

在“苦行僧”看来，科恩简直生来就是一个当间谍的材料。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半辈子生活在以色列的敌国；他有杰出的语言天赋，阿拉伯语和法语说得与母语希伯来语一样流利；他在埃及的犹太地下组织中从事过基本的秘密情报活动。尽管不能再让他去埃及工作，但在叙利亚这个难以渗入的阿拉伯国家，他却完全可以站稳脚跟。因为科恩的祖籍是叙利亚，他小时候全家在叙利亚住过，他还能说叙利亚方言。摩萨德对他进行的智商测试表明，科恩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苦行僧”的结论是：作为一名间谍，科恩的潜力巨大，“他充分具备了一个秘密特工人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科恩加盟摩萨德后，接受了最为严格的谍报课程训练，从反跟踪到无线电发报，从密写墨水到显影技术……此外，他还把《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并学会了穆斯林的行为举止。

他成了哈菲兹总统的好友，很多人都认为他迟早要进入内阁，甚至可能成为国防部长

到1960年年底，科恩一切准备就绪。摩萨德官员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份履历表。乔装打扮后的科恩摇身变成了叙利亚商人卡迈勒·阿明·塔贝斯。1961年2月，科恩用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阿根廷。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为准备赴任的间谍积累虚假经历的惯常做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恩设法结识了阿拉伯企业界的许多人士，并认识了叙利亚驻阿根廷武官阿明·哈菲兹。此人官居上将。当时谁也不知道哈菲兹日后会升任叙利亚总统，更不知道科恩的死刑判决书就将由他来签署。

在阿根廷待了一年后，科恩来到大马士革，口袋里揣满了那些知名阿拉伯商人开具的各种介绍信，这为他顺利跻身叙利亚上流社会，并结交军、政各界头面人物打下了基础。科恩在叙利亚开设了一个进出口公司，还堂而皇之地把住所兼办公室安置在叙利亚总参谋部的对面。

最初，在没有其他消息来源时，科恩就躲在自己住所的窗帘后面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对面大楼的人们。他注意到总参谋部只有5间房子的灯彻夜长明。据此他推测出情报部和作战部的位置所在。仅仅通过监视总参谋部及其情报部和作战部晚间灯光的变化情况，科恩就向以色列传回了许多判断准确的情报。

一个偶然的机会，科恩结交上了叙利亚总参谋长的侄子马阿齐·扎赫雷丁中尉。在马阿齐的陪同下，科恩多次参观了戈兰高地叙军防御工事。凭借微型相机和惊人的记忆力他标明了叙军的具体部署情况，包括每一处碉堡、每一处掩体和火力点的确切位置。科恩看到叙军在戈兰高地上的工事修筑得那么隐蔽和坚固，若无其事地建议说：“这里太热了。士兵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站岗放哨，实在辛苦。何不在碉堡前种树，好为士兵们遮挡太阳呢？”科恩的建议被采纳了。然而，叙利亚军人却没想到，这些碉堡前的树竟成了第3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和炮兵再好不过的瞄准目标。

随着交际范围越来越广，科恩成了叙利亚的社会名流。他频频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通过这些叙利亚社会的上层朋友，科恩获得了大量叙军机密情报。不久，哈菲兹当上了叙利亚总统。科恩很快取得了总统的信任，成了他的好友，顺利进入了叙利亚当局的核心圈。哈菲兹总统甚至提议：“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助理，让他进入国防部呢？”在叙利亚当局的核心圈里，很多人都认为他迟早要进入内阁，甚至有人断言他会成为国防部长。

摩萨德称他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机械化师。如果没有他，以军恐怕要付出沉重得多的代价

科恩获取的叙利亚情报数量之多及准确程度让摩萨德欣喜若狂。在屡屡得手后，科恩也开始大意起来。他竟然在短短的5个星期内连续向以色列发回31份电报，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发出。当科恩频繁发报时，他公寓附近的无线电很明显受到了干扰。印度大使馆工作人员抱怨说，他们无论是听收音机还是发电报都会受到干扰。这个抱怨引起了叙利亚安全部门的注意。在叙利亚，使用无线电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谁在非法使用无线电？叙利亚安全部门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叙利亚安全部门利用特种设备终于将范围缩小到科恩所在的街区。

1965年1月的一天，就在科恩发报的时候，突然，公寓大门传来一声巨响。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科恩落网了。为了让科恩说出同伙，叙利亚安全部门工作人员想尽了办法，但最终他们还是失望了。科恩的被捕在叙利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此后的几天内，有300多名与科恩有联系的叙利亚公民都被逮捕。

科恩被捕后，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这在营救被捕间谍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以色列驻外使馆被紧急动员起来。以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

以色列官方电台公布了以方抓获的6名叙利亚间谍的名单，准备用这么多人交换科恩一人；以色列政府还开价100万美元赎回科恩；以色列甚至说动了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去游说叙利亚政府“对科恩免予死刑”，但大马士革对此一律表示拒绝。因为，科恩在叙利亚上层社会的朋友实在太多了，而现在希望科恩尽快死去的恰恰是他们。只要科恩在这个世上多活一天，他们就有可能受到牵连，不只仕途受到牵连，甚至连生命也无法保障。更何况，现在对科恩最为痛恨的就是叙利亚总统哈菲兹了。科恩不仅欺骗了他的信任，更让他在这起震惊叙利亚全国的间谍案中担当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在5月8日，特别军事法庭对科恩的审判结束后，哈菲兹总统以最后签署对科恩的死刑判决书为这起间谍案画上了一个句号。

1965年5月18日夜间10时，大马士革电台宣布，伊利·科恩将于明天凌晨在烈士广场被执行死刑。消息传出，以色列人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有着以色列间谍王子之称的科恩最终被处决了。

科恩死后，摩萨德在关于科恩的卷宗里看到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到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军队。两年后，阿以之间爆发了第3次中东战争。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用几个小时就占领了那个被很多人视为不可征服的堡垒。

这时以色列的摩萨德为伊利·科恩举起了酒杯。摩萨德首脑梅厄·阿米特把他能想到的最好的词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下属：“他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他是我们中间最杰出的人。”有人评价，他发挥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机械化师的兵力。如果没有他，以军恐怕要付出沉重得多的代价。

三、佐尔格

佐尔格是德国共产党员，苏联的情报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派往中国、日本从事情报工作。在日本他打入德国驻日使馆，以纳粹党员和德国着名记者的身份，成功地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谍报活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后被誉为伟大的20世纪间谍明星、反法西斯战士。1941年，佐尔格在东京被捕，1944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判处绞刑。终年49岁。

佐尔格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计划及消灭工农红军的“掩体战略”情报

1929年12月，佐尔格经法国转往上海。他到上海后掩护他的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和学者。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他负责的“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德、日、意之间的有关动态”。

作为新闻工作者，他是《德意志粮食报》驻中国的通讯员；作为学者，他是德中协会关于“中国银行法的起源和发展”这一研究课题的执行人。这一研究课题给上海德国总领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佐尔格认识了北京公使馆的公使、南京的公使参赞、广州的总领事等人物，这使他得以合法地进入一些企业和单位，而且他到广州还可以通过观察英国对其殖民地香港的政策，更好地了解到英国的整个对华政策。

在上海，佐尔格与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早在欧洲时，我就听说过她。我知道，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志，我在上海建立小组时，无疑需要她的帮助。我尽可能多地认识她的年轻的中国朋友，并尽力先认识那些准备同俄国人一道为左派事业进行合作的人。”

1932年发生“一·二八”上海事变时，佐尔格从德国军事顾问那里获得了有关日本军事计划和部队兵力的精确数字，这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特别是1932年夏季，德国军事顾问魏策尔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们，在广西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拟定了对鄂豫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战略计划，佐尔格立即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这次“围剿”的进攻方向、兵力、部队的集结、日期以及魏策尔想用来消灭中共红军的“掩体战略”的中心内容，向莫斯科中央总部做了报告。中国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转移到西北地区，这完全出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家们的预料，使他们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组织企图利用这个叛徒把中共中央负责人一网打尽，幸而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党中统的我党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使中共中央得以及时作了应变准备。但这个叛徒知道的线索太多，使中共中央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结果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重要负责人希莱雷·努伦斯（中文名字是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一起被特务逮捕。

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国际把营救他们的任务交给了上海的佐尔格小组。佐尔格小组首先把侦察的目标集中在国民党中统（CC）特务机构身上，而国民党特务势力都操纵在浙江籍的人手里，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利用浙江籍的社会关系去搭上CC系的关系，并取得成果。

佐尔格小组通过内线关系认识到浙江籍的中统高级官员张冲，从张冲处知道牛兰夫妇确被关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佐尔格认为这一情况必须得到证实，如果张冲能递出牛兰亲笔写的一个字条来，才能证明牛兰确在南京。为此佐尔格小组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得到张冲的回答是：“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三万元。”

佐尔格小组通过内线关系拿到了一个书写俄文的纸条。佐尔格经过科学的鉴定后，认为“货物”是真的，立即电告莫斯科中央总部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

与此同时，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保护努伦斯委员会”（即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许多国家的知名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除此之外，埃德加·斯诺和美国人鲍维尔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等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另外，史沫特莱还亲自到鲁迅家商谈关于营救牛兰事。

这时正是蒋介石向各帝国主义国家企求钱和武器，用以“围剿”中国红军的时刻。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反蒋运动，对他大为不利，使他不得不把这一运动平息下去。首先允许把犯人的小孩释放（经史沫特莱的安排，由美国人依萨克斯出面把孩子领出来，交由宋庆龄代为抚养），原判牛兰夫妇男死刑、女无期徒刑取消，改判为驱逐出境。但牛兰夫妇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得以出狱。

牛兰事件结束了。这笔高价的政治交易，虽然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交易后，却无形中留下佐尔格的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这个组织已暴露在中统局的视线之内。只要它跟踪搜索，就不难一网打尽。因此，这条秘密线索必须割断。而割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佐尔格及其主要人员撤离中国。佐尔格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取得辉煌成功后，终于在1932年底返回莫斯科，小组主要成员也相继撤到莫斯科，从此中断了任何可能被特务追踪到的线索。

准确获知法西斯日本的出兵方向，为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的首领希特勒上台。希特勒上台后，日本和德国的关系会怎样，引起苏联的高度关注。

1933年，佐尔格奉共产国际总部的命令，把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又从上海转向东京。

佐尔格出发前，苏联红军谍报局局长贝尔辛将军向他提出了前往日本的任务是：日本是否会在满洲边境向苏联发动进攻？一旦向苏联入侵时，日本可能投入哪些陆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参战？……

1933年5月，佐尔格离开莫斯科转往东京。佐尔格必须先在东京建立一个侦察小组，在莫斯科时他和贝尔辛将军一起仔细地挑选了适合在小组核心工作的干部。贝尔辛还亲自为这个世界史上最冒险的侦察小组创造了一个词汇RAMSAY（拉姆赛）。“拉姆”（RAM）是以理查德的第一个字母“R”开始的。“赛”（SAY）是以佐尔格（SORG）的第一个字母（S）开始的。“拉姆赛”就是理查德·佐尔格用密码书写和用无线电传递密码消息时所用的密码代号。

其中，佐尔格最重要的日本战友是尾崎穗吉博士，是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佐尔格在上海工作时就与他相识了，最后他回到东京，担任连任三届日本首相的近卫的私人顾问和秘书。由于他得到上层人物的信任，所以能了解日本上层人物的政策，他能完全合法、不受限制地而且较快地接触到日本政府所有的，包括最秘密的材料。

此外，佐尔格还与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建立起亲密的友谊，通过奥特不仅了解到帝国主义如何策划搞突然袭击，而且也获得他们之间签订军事协定和如何向其他国家发动闪电战等情报。

说到佐尔格的巨大贡献，不少人至今都知道他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多次发出情报，情报准确程度乃至于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等无一差错。但是，事实上，德国将对苏不宣而战的情报来自四面八方、并不只是来自佐尔格。佐尔格的主要功劳是他关于保卫莫斯科的情报。他肯定地告知莫斯科说日本决定出兵南下而不是北上。这样，斯大林才敢于把远东红军八个加强师包括一个坦克师调往西线，参加莫斯科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不但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而且打破了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大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人民的斗争。当时，莫斯科如陷落，希特勒必向全世界宣布法西斯主宰世界了。人类反法西斯斗争必将陷入更加艰苦的境地。

然而，正是佐尔格的这一巨大贡献，触动了日本反间谍组织的中枢神经，日本秘密警察倾巢出动，拉姆赛小组的全体成员先后都遭到了逮捕。佐尔格是1941年10月18日被捕的，1944年11月7日清晨被处决。

佐尔格被处以绞刑后，日本政府对他的案情一直保守秘密，外界很少知其内情。直到日本投降后，佐尔格的案卷，首先被美国发现，他们如获至宝，编成教学材料，印发给美国情工专业学校使用；后来又作为反苏反美共的根据，载入美国国会记录。从这时起，世人对佐尔格才有所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作家称赞他是对人类历史进程起过重要作用的传奇性人物。莫斯科的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在这条街上建立了他的塑像。一位德国共产党员能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称赞，实属罕见。

四、“天才间谍”波波夫

40年，年仅28岁的波波夫是当地一个名声不错的律师。一次与挚友约翰尼的会面却改变了他的命运。约翰尼有条德国商船被封锁在特里斯特，想利用波波夫的社会关系，把它卖给某个中立国家。

波波夫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好友的请求，因为他正想借助自己国家的特殊地位为反法西斯事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与约翰尼取得一致意见后，波波夫直接找到了英国驻巴尔干国家的商务参赞斯德雷克，并对他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假借某个中立国之名，将5艘商船弄给英国。几天以后，伦敦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汇来了购船的钱。两周后，接到通知的约翰尼从柏林带来必要的文件，将德国货船易手他人。而此时，波波夫还不知道，他无意中已经迈出了间谍生涯的第一步。

事后，波波夫和约翰尼悄悄地进行了庆贺。酒过三巡，约翰尼告诉波波夫：他是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人，上次请波波夫帮忙也是他的上司示意他这么做的。上司对波波夫的行动很满意，希望跟他好好谈谈。让波波夫没想到的是，本来想为英国人做事的他，却被德国军事情报局看上了。

当时大部分被派往英国的纳粹间谍都被抓获了，所以德军急于想要在英国发展本土的间谍网络，利用他们本土的人脉网络打入英国军队内部以获取更准确、更可靠的内部情报。

德国军事情报局阿勃韦尔驻里斯本的欧洲主要情报战头目，在指令约翰尼发展波波夫的一年前就把波波夫的背景和个人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甚至对他的星座和性格特征也进行了研究之后认定，波波夫是块间谍的料。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波波夫在成为纳粹间谍之后，又同英国情报部门合作，成为了一个危险的双料间谍。

虽然波波夫有着过人的聪明才干，但初入谍海的他就险些遭到杀身之祸。一天，约翰尼约见波波夫，手里拿着一打文件，上面记载着这些天来，波波夫所有的行动地点，约会人员的名单等等。有人想把这个情报送给德军情报局，幸好报告被在德国情报局的约翰尼截获。如果报告落到纳粹情报人员的手中，那波波夫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受到惊吓的波波夫当务之急就是要马上找到跟踪他的人。

波波夫仔细回忆前一段时间身边发生的每一个细节。自从他的宝马车坏了以后，波波夫父亲的司机包席德便自告奋勇地每天开他父亲的车接送他。可是包席德是波波夫家中的老佣人了，从小看着他长大，和他情同父子。几天后，约翰尼从德军情报局查出，包席德拿了情报局的钱，此事确定是包席德所为。

波波夫找到他干律师的时候帮助过的两个罪犯，然后把包席德叫出来说有一份紧急文件要送。最后包席德被那两个罪犯枪杀在铁路调度场。现场被布置得像是谋财害命。他第一次下狠手就干得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波波夫没想到的是，当间谍以来，策划要干掉的第一个人，竟然是这个在他15岁就教他开车，并带他成长的人。（据《羊城晚报》）

五、“谍海枭雄”勒鲁瓦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着的间谍大师。内部统计数字指出，法国90％的谍报战果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回顾自己30年的特工生涯，勒鲁瓦说道：“我立志全身心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着，为了弄到情报，我四处搜寻，总能得手。但哪里料到，道路的尽头等着我的却是一场悲剧。”

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倔强。他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勒鲁瓦还很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是件坏事，投身其中，兴许还能赢得欢乐。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勒鲁瓦被任命为当地伪政府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他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布置。

后来，勒鲁瓦接替他的顶头上司，一跃而成为地区粮食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的检查员和职工。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他的一生中，最初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裨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他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从此以后，勒鲁瓦领导的地下活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从那时起，勒鲁瓦就立志全身心地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即使他担任的职务可以使他超脱出来，他也恪守上述行动原则。他的信条是：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他们赢得胜利。

1945年5月，战争结束了。勒鲁瓦决定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仍然当一名地下工作者。经过各项考核，勒鲁瓦被录用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勒鲁瓦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我真喜欢这项工作，它代表我的理想。我的希望，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狩猎战士，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中添加几篇悦耳的乐章。”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的建立一开始就陷入政府派别的斗争。筹备处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不管怎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终于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收集外国情报。勒鲁瓦在这新组建的机构里任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

1951年元旦，新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上任，布尔西科对现代化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他同意勒鲁瓦建立自己一套独特班子的计划，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勒鲁瓦的第七处可能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他的工作。毫无疑问，从那天起，勒鲁瓦开始走运了。

这样，在新局长布尔西科的支持下，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机密文件的第七处成立，勒鲁瓦任处长。勒鲁瓦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先从布列塔尼开始，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他开始招聘人手，除布列塔尼的一些战友外，还吸收了不少杰出的青年。他办起了真正的学校和专门的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他对所有的成员，从撬保险柜到截取外交邮件、从跟踪术到投特效毒药、从强健的体魄到顽强的毅力、从心理测试到严明的纪律，要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训练后，他们都成了出类拔萃的间谍，当然也都各有所长。在他的队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出色的保险柜专家，有高明的伪造能手，有杀人如麻的职业杀手，也有伟大的天才发明家。

他的技师们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糟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没过多久，他们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勒鲁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他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最终能成为法国当局所能依据的确切资料，我才具有价值。”为了搞到情报，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四处搜寻，往往都能得手。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那时，勒鲁瓦对一种HD式的滑翔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漫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它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后来，勒鲁瓦又对苏联外交邮件开刀了。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每天，两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着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苏联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俄国人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把信件搞到手呢？渐渐地，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勒鲁瓦的头脑里形成了。首先，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苏联信使紧邻的包房，使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跟他们仅有一板之隔。这样，他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遂道时，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上钻一个小孔。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掩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秘任务，就从车窗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勒鲁瓦从不放弃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因此，沿铁路线拣取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风险很大。

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拣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届时，他们的飞机将从基地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勒鲁瓦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

他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也没什么奥秘可言。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需要配制一种相当厉害的麻醉剂，用以解除苏联人的反射功能和运动中枢的机能，让他们立即陷入持久的酣睡之中。不仅如此，他们需要的麻醉剂还必须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喷射后能立即扩散消失，当他们的特工人员进入苏联人房间时自己不致受它影响。

勒鲁瓦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车厢门口是信件分拣室，在旅途中完成分拣工作。紧挨着分拣室的是邮车主任的小小办公室，他就在那里准备报告。苏联人的邮包和邮件，堆放在过道尽头的小隔间里。小隔间的门在火车开动后即被铅封关闭，沿途不再打开，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将邮包和邮件卸下车。

问题在于：如何悄悄地进入这节严禁一切非邮政人员入内的邮车，并穿越长长的过道接近邮件室？如何取掉铅封进入那个窄小的隔间，启开封得牢牢的苏联信件，把内容拍入缩微胶卷，再把信件封好，盖上同样的印章？问题还在于：要按此步骤处理数百份信件。邮包和邮件，然后从屋里溜出来，小心不要撞上邮政人员，再把同样的铅封打在封门的钢丝上。最后，还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邮车。

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观察了邮车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了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他们对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作了最精确的计算。

勒鲁瓦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两名特工直奔目标——邮车室。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间，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为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

十几年来，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大显身手。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寻找并拍摄到了苏联5个新式导弹发射基地；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总之，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与此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勒鲁瓦和第七处已置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当勒鲁瓦正准备去实现一项秘密计划时，灾难终于降临了。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眼中钉。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本·巴尔卡在他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失败以后被迫流亡国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谍报机关的工作对象。

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法国政府准备大开杀戳，严惩造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开始对勒鲁瓦进行严密的监视，但考虑到他在第七处中的威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些非常的行动，最后把他投进了拉桑泰监狱监禁起来。

他们不是指控他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而是指控他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但司法机关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勒鲁瓦气愤地说。毫无疑问，勒鲁瓦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勒鲁瓦被宣布无罪释放两天后，他决定远离总部，远离巴黎，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六、“笑面虎”武尔夫

武尔夫，这位谍报史上的天才人物，无疑进行了极其精彩的表演。作为一名双重间谍，他一面为二战时的同盟国搜集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从而为正义战胜邪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另一方面，他又以虚假情报成功地欺骗了纳粹德国，以致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仍将他视为忠诚于纳粹的间谍。他的精彩表演已受到当代人的交口赞誉。

武尔夫·施密特，父亲是德国人，曾服务于德国空军，母亲是丹麦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被母亲从德国带回丹麦，住在丹德边境地区。武尔夫不仅是德国公民，而且已加入纳粹党。

武尔夫是一个身材颀长、金发碧眼的帅小子，富有才华。他非常喜欢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哲学思想，是个地道的纳粹追随者。外表看去，非常讨人喜欢，而且具有彻底的负责精神和健全的神志。他是吕贝克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受纳粹所谓瓦格纳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个时期他就开始热衷于维护祖国的狂热行动。

他乐于冒险的性格，使他自然成为德国秘密间谍人员的招募对象。

武尔夫·施密特后来被普雷托里乌斯选中，主要在于他对丹麦的了解，在纳粹入侵丹麦时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施密特本来就能读写英文，也能说一点，但却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他作为德国阿布威的间谍被派往英国前夕，接受了全面的训练，从他的语言上、间谍技能上等等。据说由于施密特悟性高、名声好，里特少校才确信他是派往英国的理想人物。施密特曾在欧洲、非洲等地广泛旅行，当里特问到他愿在他的英国假证件上用什么名字时，他说，他能想到并且喜欢的是哈利·约翰逊这个名字。

1940年9月19日夜间，武尔夫·施密特登上一架德国军用飞机，朝英国飞去。他想着，几个星期之后，也许伦敦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地了。当3725号跳出他的飞机向剑桥郡和哈福德郡交界地区伞降时，他还洋洋得意，完全不知道他正在堕向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之中。

作为德国派往英国的3725号间谍，武尔夫遭到英国军情五处逮捕。他的幽默感令人印象深刻。“他太像哈利·塔特，音乐厅的喜剧演员！”军情五处上校准备等施密特投诚之后，代号就叫塔特。

投降后的施密特在接下来5年中，对德国来说仍然是一名安插在英国的间谍；对英国来说，他又替英国情报机构骗取纳粹政府钱财，并提供德国方面的情报。他甚至一直被视为德国谍报人员中的“明星”，授予铁十字勋章，并批准出生在丹麦的他加入德国籍。

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娶妻生子。战后，施密特觉得自己无颜回德国，就在英国定居。

七、“孤独义谍”弗里茨·科尔贝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８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美国媒体以显着的版面刊出一段惊人的历史真相：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的间谍向盟国提供了上至德国军队作战方案、日本海军作战部署，下至纳粹大屠杀真相等价值不可估量的情报。

美国国务院在解密这些情报时评价说，弗里茨提供的这些情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提前结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是二战中真正的头号间谍。弗里茨·科尔贝是二战时期德国外交官下层官员，他于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５年期间化名为乔治·伍德，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远赴瑞士伯尔尼，向美国情报组织提供了有情报价值的德国外交文件共１６００多份。他并非受任何情报组织领导，完全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情报战。德国《明镜》周刊称其为“不顾生命安危反抗纳粹的无名英雄和在没有任何帮助下完全凭良知而战的德国人的典范”。

我是一名爱国的德国人，我的强烈良知阻止我袖手旁观……我真心的愿望就是尽力让战争早些结束。

不收取任何报酬的义谍

１９４３年８月，弗里茨·科尔贝以紧张的心情迎来了第一个战斗——他为自己争取到一次外交部的例行差事，护送柏林送往瑞士伯尔尼德国大使馆的邮政文件。那天下班时，他和同事们一起走出外交部大楼，装作很轻松地和他们交谈着，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把烟盒忘在办公室里了。”于是，他又回身进了外交部大楼。

他上到三楼，打开办公室的门，再把门锁好。他走到窗前，看到大楼前下班的同事都没有了踪影。接着，他打开装有重要文件的金属保险柜，取出两个没有封口的灰色信封。信封里面装的是本应销毁的外交电报和文件。

他脱下长裤，用绳子把两个信封绑在大腿上，然后穿好长裤，离开办公室，紧张而又恐惧地下到一楼。他的心脏狂跳着登上开往瑞士的列车，十多个小时之后，列车到达瑞士，因有外交部的特别通行证，他躲过了德国警察的严密检查。

他先去了英国大使馆，被冷漠而彬彬有礼地拒绝了，英国人怕被德国间谍所欺骗。美国大使馆会不会接受呢？他抱着一线希望又去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外交官杰拉尔德·迈耶开始也是神情冷漠地翻阅着这些盖有“绝密”印章的德国外交文件，可是又转念一想，这件事也可能不同寻常。于是，杰拉尔德·迈耶立刻快步跑到楼上，把这些绝密文件交给他的上级艾伦·杜勒斯。

艾伦·杜勒斯这位美国特工领导人犹豫着，他也害怕这是德国间谍设的圈套。可是他没有轻易拒绝，最终决定亲自见一见弗里茨。当天午夜，艾伦·杜勒斯化名为道格拉斯，在迈耶的公寓里会见了弗里茨。弗里茨带来的情报的重要性令他们吃惊，他们觉得这好像不可能是德国间谍组织设的圈套。他们唯恐被这个人的出色表演所蒙骗，但是合作就是在这种半信半疑的状态下进行。

次日上午８时，会谈继续进行，讨论了日后联络的技术细节，决定弗里茨的代号为“乔治·伍德”。弗里茨没有因为他从事的间谍工作而收取过任何报酬。他告诉盟军：“我是一名爱国的德国人，我的强烈良知阻止我袖手旁观……我真心的愿望就是尽力让战争早些结束。”

危险换来价值不菲的情报

从一开始弗里茨就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危险性。他写了遗书，自己随身携带一份，另外一份交给了美国人，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危险的确是巨大的，从１９４３年８月到１９４５年３月，弗里茨共五次以外交部信使的身份去伯尔尼，乘机向美国人提供情报，每次都心怀恐惧地担心可能会出什么意外。

很快更大的危险来了。１９４４年４月，外交部邮政部门换了一个年轻的新雇员，他对包裹的检查比以前更加仔细，这给弗里茨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有一次弗里茨把拍摄外交部文件的胶卷藏在一包衣服里。眼看着那个年轻人正要检查那件藏有胶卷的衣服，弗里茨的心狂跳不止，衣袋里的手紧紧地握着那把他时刻随身携带的小左轮手枪。

就像电影常出现的镜头一样，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同事走进房间。弗里茨灵机一动，立即和那人谈起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话题，以分散那位搜查者的注意力。他这一招很有效，那位搜查者果然立刻就被谈话所吸引，也加入了谈论之中，因而结束检查，封上包裹，打上封条。许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弗里茨说：“当时我的膝盖都有些发抖。”

一次又一次的冒险让美国和盟国获得了价值不可估量的情报，正是这些情报才奠定了弗里茨后来被称为２０世纪最伟大间谍的基础。弗里茨从纳粹德国驻马德里使馆发出一份绝密电报中得知，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已经违背了原先西班牙保持中立的承诺，正向纳粹德国秘密提供大量用于提炼钢铁的原料。紧接着盟国下令对西班牙实施燃油禁运，从而使西班牙的船队无法继续向德国运送纳粹军队最急需的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

从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德国使馆的绝密电文那里知道，德国间谍得知一个巨大的船队已离开美国亚特兰大港，目的地是英国！盟军在接到弗里茨的情报后，赶紧下令舰队改变航线，从而使盟国船队避免了陷入纳粹德国潜艇“狼群”围攻、全军覆没的命运。

弗里茨还曾将一份完整的日本海军战斗序列的清单绝密情报交给美国海军，从而让美国海军能够按单消灭太平洋上的日本海军军舰。更重要的是，美国据此破解了日本海军的通讯密码，从而使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几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还有，弗里茨曝光的最高级别的纳粹间谍是其安插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内一个代号“西赛罗”的间谍。战后，英国反间谍部门终于查清，这个间谍就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休伊·侯赛因，此人往往利用他的上司在使馆里弹钢琴的时候偷偷拍上级的绝密文件。这一间谍案１９５２年被好莱坞拍成超级大片《五个指头》……

弗里茨是第一个让盟国知道纳粹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系统大屠杀的人，因为他提供了一份有关纳粹德国下令屠杀罗马８０００个犹太人的绝密情报。战争期间，弗里茨一共向盟国提供了１６００份情报，这些情报要用好几个巨大的盒子才能装下，摞起来足足有１０米高。所有这些情报代号是“波士顿系列”。

在人们的误解中走完了人生路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日，弗里茨最后一次到伯尔尼，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尔尼分局领导人杜勒斯指示他留在伯尔尼，不要返回柏林。战后，弗里茨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却葬送了他想回到新的外交部工作的打算。新的外交部里仍然充斥着曾在纳粹手下工作的官员，他们把弗里茨视作盟军的走狗和祖国的叛徒。弗里茨失去了工作、朋友和声誉。无奈之下，弗里茨来到美国。但在那里他也没有交上好运，只找到一个在瑞士代销美国电锯的工作，艰难度日。

他在南非长大的儿子，非常不满父亲多年对自己的冷漠和疏远，１９５３年到欧洲旅行时，他在父亲家住了三个月后，终于辞别了父亲，回到他从小长大的南非。儿子的辞别，让弗里茨非常伤心，但他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坚强地生活着。１９７１年２月，７１岁的弗里茨因患胆囊癌在伯尔尼去世。

战后５０余年间对科尔贝超级间谍一事只字不提，还是叛逃到前苏联的英国间谍菲尔比在他的自传中隐隐约约透露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曾从德国外交部内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得过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

２０００年６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二战时期的文件。德国《明镜》周刊的两名记者最先注意到了他的功绩，并将其报道出来。随后，一位名叫卢卡·德拉特的法国记者开始对科尔贝进行详细的调查。２００４年３月，德拉特写的一本名为《弗里茨·科尔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间谍》的书引起整个德国的关注。同年９月９日，德国政府举办专门仪式，表彰曾经被认定是“叛国者”的德国人弗里茨·科尔贝的功绩。

八、詹姆斯·麦克吉本

当88岁的英国出版商詹姆斯·麦克吉本 (J ames Mae oibbon)4年前去世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一名隐藏了50多年的苏联大间谍。日前，一份由麦克吉本去世前预先写下的12页自白书终于浮出水面，首次向世人披露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间谍和背叛的故事:二战期间，身为丘吉尔战争办公室情报官员的他竟是一名暗地里为苏联工作的秘密间谍。二战后，他的身份受到了军情5处的怀疑，但他最终仍然靠谎言逃过了两次审问，结果被证明“身份清白”。死前写下自白书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詹姆斯·麦克吉本出生于英国格拉斯哥，他的父亲是格拉斯哥大教堂的一名牧师。二战爆发后，由于麦克吉本会说一口流利德语，因此他被接收进了英国军方的情报部。

九、“空中飞谍”奥古斯丁·普热乌奇尔

奥古斯丁·普热乌奇尔多年来，二战时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捷克飞行员奥古斯丁·普热乌奇尔一直被视为“战场英雄”，其实他是地道的德国间谍！原来盖世太保用钱收买了普热乌奇尔，他在战场上堂而皇之地飞投纳粹。

十、奥尔德里奇·艾姆斯

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是CIA最忠诚的官员，他在一个敏感部门工作。奥尔德里奇·艾姆斯当年确实在前苏联地区工作过。所以，他知道中央情报局所有的情报人员，也知道帮助过他们的人和为他们提供情报的人。

1981年，艾姆斯被派驻到墨西哥城。情感和金钱把他变成了CIA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艾姆斯把他的新女友罗萨里奥带回美国，和她结婚，并找机会把CIA最有价值的秘密情报卖给了俄国。他投进了俄国人的怀抱，交出了美国间谍的名单。1994年2月21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艾姆斯，很快就对他进行了审判，他被叛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

分享：冰喉母兽 > [间谍之王]世界十大传奇男间谍_间谍之王

[间谍之王]世界十大传奇男间谍_间谍之王

更多【[间谍之王]世界十大传奇男间谍_间谍之王】推荐文章

小知识排行

[间谍之王]世界十大传奇男间谍_间谍之王-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