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文章怎么写（伤感低沉催人泪下散文）

悲伤的文章怎么写（伤感低沉催人泪下散文）

诗化语言：散文一样的小说

读过《民谣》的读者
，大多都认为这是一部“故事性”（或者说“剧情性”）不强的小说
，这是一个直觉式的体验。因此
，即便小说被“剧透”
，其实也不会太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毕竟《民谣》并不是凭借扣人心弦的情节来推动叙事节奏的文本。再加上《民谣》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
，有读者感觉这更像散文
，或者说带有强烈个人记忆色彩的回忆录。这种阅读体验
，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反馈。这正是《民谣》的文学特质所在
，如果从这一点进入文本
，便会发现其内在的趣味与意蕴。

《民谣》
，王尧著
，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会发现类似《民谣》这样散文一样的小说并不少见。比如废名《竹林的故事》、萧红《呼兰河传》、汪曾祺《大淖记事》等作品
，其实都不是靠情节来“取胜”的文学经典
，但它们都有诗化语言的特色
，《民谣》的风格也是如此。阅读这些作品
，如同泛舟于青山碧水之间
，当午后的暖意在日光下飘扬而至
，温柔的山风吹起透亮的水花
，荡涤着我们的内心。这些触动内心的力量
，轻柔而恒久
，它回溯我们的记忆深处
，关乎我们的精神成长。

这种成长不仅属于个人
，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如何看待个人成长与时代的关联
，是一个关键的文学命题。尤其是曾经的“时代”变成了如今的历史
，当悠扬绵延的记忆浮现出来
，如何书写它们
，十分考验作家的功力。对书中叙述的那个特殊年代
，王尧并没有采取“正面强攻”式的写法
，而是用美学趣味来替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外表”
，这就让《民谣》保持了足够的个人化的叙述风格。

《民谣》在封面上就写道：“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寻民谣习得的年代
，那是记忆的原点。”事实上
，正是这种回溯记忆原点的叙事
，才让《民谣》的叙述具备了很强的历史感与现场感。整部作品以王大头（王厚平）视角来看待苏北农村的时代影像
，家族成员与村民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乡土人物群像。但时代风云激荡的一面被诗化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释了
，聚散分合的故事被揉入温柔的心底。从阅读体验上看
，读者未必会直接感受到某种常见的残酷意味
，却如同在听一个智慧的中年人
，坐在一叶孤舟上
，在夕阳还未沉入水下的时候
，讲述着那些遥远的记忆。

王尧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中曾写道：“当我们说小说的技术成熟甚至以为技术已经不是问题时
，其实已经把技术和认识、反映世界的方法割裂开来。这是长期以来只把技术作为手段
，而没有当作方法的偏颇
，这是小说在形式上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作为研究者
，这是王尧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上提供的独特思考
，当他在《民谣》中实践自己的文学观的时候
，这些很有前瞻性的看法
，就与他的个人记忆结合起来
，酿造了这一坛美酒。对很多作家而言
，文学创作就是在流逝的岁月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
，通过书写来挽回逝去的美好
，或者弥补昔日的遗憾。

那些往昔记忆
，虽然属于那个特殊年代
，但《民谣》中似乎很少有激烈的情绪
，即便是书写那些令人感伤的故事
，也保持了足够的克制。这是一种无意或者有意制造的疏离感
，虽然让叙述走向了记忆深处
，却隐藏了评论家常有的批判性。这种叙事技巧其实是相当高明的
，在保持文本美学意味的同时
，更重要的在于
，它提供了一种书写的可能性：不论是何种记忆
，怀旧本身就是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可贵行为
，而记忆正是这个对话中最重要的载体
，如何看待记忆
，直接影响着整个作品的气象与风格。

正如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里曾写到的：“怀旧本身具有某种乌托邦的未读
，只不过不再指向未来……过去变得比未来更为难以预测
，而怀旧就取决于这样的奇异的不可预测的特质”。事实上
，这种怀旧中的“奇异特质”
，在《民谣》中也有体现
，它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时代矛盾的激烈感
，而让整个作品的风格变得纯粹而忧伤。

王尧
，作家、评论家。出版学术专著多种
，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
，在《收获》《钟山》等多家媒体开设散文专栏。

奇妙的结构：叙述历史的多声部

与《民谣》前四卷散文化的小说内容不同
，这部作品在后半部分还有《杂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包括“我”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学生作文
，以及“我”的语文老师的一篇短篇小说。十分有趣的是
，王尧还给“我”学生时代的作文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对象化的自我
，将往昔的自己当成一个“考证”对象
，这种奇妙的结构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现场感
，也会让读者会心一笑
，至少我看到这里
，就觉得兴味十足。

这种兴味来自前后两种风格迥异的内容的强烈对比
，由此产生了某种荒谬感。在《杂篇》中其实不只有“我”当时写的作文
，还有极有时代特色的倡议书、检讨书、儿歌等等。这些内容看似与前面柔和绵延的文风差异很大
，但它们却让读者很容易直面时代特征。如果孤立地从审美意味上看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文本
，恐怕阅读价值不高
，但作为时代的精神症候的文本
，以及文本背后的时代隐喻
，其阅读价值就相当高了。

在这里
，我甚至感到了王尧作为文学史家的某种思维惯性——即便在叙述小说人物个体精神成长中
，也不会忘记提供历史的坐标。这种强烈的历史感
，常见于一些成熟的作家笔下
，而王尧能在小说处女作中就展现这种叙述自觉
，大概与他长期研究当代文学史并十分注重历史现场感的经历有关。正是《杂篇》和《外篇》中这些看似“非文学”的内容的存在
，才让《民谣》的文本结构变得奇妙
，也展现了叙事结构对作品独特意蕴的价值。

图片来源：IC photo

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曾采用了三个叙述者的视角
，分别安排在三个不同的文本里
，共同构成了毕巧林的形象与这部文学经典的魅力。王尧在《民谣》中设置“我”的回忆与《杂篇》两种不同的视角
，与《当代英雄》的结构特色有相似之处
，但仍有很大的创新性。

这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现场感的高度还原上。亲历或者熟悉那个特殊时代的读者
，都不会对《杂篇》中的各种文字感到陌生
，这些文字及其风格
，已经成了某种象征符号。把这些极具现场感的文字放在《民谣》里
，其实对“我”的成长故事是一个补充
，或者说一个冷静的剖析与理智的说明
，就像在博物馆看到玻璃柜里的文物旁边
，有一排简单的文字介绍。虽然这些说明性的文字
，在历史文物面前并无神采
，但没有这些看似枯燥的“解说”
，很多旁观者也未必就真的能感受到文物的魅力。《民谣》在面对坚硬的历史记忆时
，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操作”——提供一些历史的“解说”
，或许可以让读者更有代入感与现场感。

再者
，《民谣》中王大头（王厚平）的故事
，并非只存在于悠扬绵延的记忆中
，其实《杂篇》中刻意呈现的粗糙与幼稚的“作文”
，其实与前文中的精神成长故事遥相呼应。这或许是一种来自文学史家的叙述自觉
，却构成了某种历史的隐喻。历史上有很多成长叙事的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学”时期里
，这样的文本也不少。如果我们熟悉研究这些文本的方法论
，就不难看到：成长叙事并非只是小说人物个体的成长
，往往也是时代侧影的记录。

因此
，虽然《民谣》的故事看似是属于苏北的“地方性知识”
，其蕴藏的历史意味却不只存在于苏北
，个体的成长背后还有整个时代的风云变迁
，只是《民谣》隐去了时代变幻中锋锐的一面。回溯记忆深处
，那是有些温柔乃至伤感的故事
，在静谧的夜晚
，它们挂在星空之上
，时而闪耀
，时而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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