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德女人在柏林墙倒掉23年里的生活

一个东德女人在柏林墙倒掉23年里的生活

在2008年的回访里
，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
，45%的人回答“是”
，39%的人回答“还可以”
，14%的人回答“没有”。

另一个国度柏林墙倒下23年了
，安佳
，一个东德女人
，这些年走过来
，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安稳走向变化
，从期待走向平淡
，琐屑的生活与政治剧变交织着
，一起走向康复一墙倒后
，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
，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
，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1989年11月14日
，一名东德边防警卫透过柏林墙上的大洞观望

年轻时的安佳和皮特——Jena Hensel（东德人
，明镜周刊前记者）
，《墙倒以后》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
，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
，笑起来有少女神态
，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
，然后在细雨里给我留影
，她主动谈起中国
，“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
，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
，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
，“不喜欢。就像你有一个大哥
，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
，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又谈起马列
，“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
，但不喜欢列宁。为什么？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
，坐火车从柏林往东
，在莱比锡换乘一次
，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两德统一前
，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
，安佳1959年出生在这里
，16岁去了莱比锡
，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
，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我和安佳有一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
，在一个饭局上
，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
，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
，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
，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二非工农子弟
，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
，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
，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的欢迎！”）
，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
，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
，表现够好
，两年后顺利入党
，“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
，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
，由于山谷的遮挡
，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
，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至于墙呢？来德国之前
，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
，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到柏林后
，展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
，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
，她就被老师告知：柏林墙很重要
，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
，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
，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
，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
，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
，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
，和15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
，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蹈
，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
，一边翩翩起舞。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
，当然
，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
，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语
，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Bye！See you next time！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
，对方会说一些德语
，两人颇谈得来
，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
，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
，较随意
，用于关系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
，“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但没有弹好
，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
，“这一刻我爱上了他。”也是从这一刻起
，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
，她
，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
，可能和他在一起吗？三他们热恋9个月
，直到毕业分别。皮特回了哥本哈根
，安佳回了开姆尼茨
，循规蹈矩地结婚
，工作。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
，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张地图下
，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不过安佳并不知道
，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
，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
，回到丹麦是为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
，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
，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
，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一旦冷战升级
，甚至核战爆发
，德国就会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
，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
，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给我的电邮回复中
，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东德和安佳。”“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你就没有良心。”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
，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
，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
，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
，却对同样真实的“恐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
，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
，与其说他们“亲共”
，不如说他们“反‘反共’”
，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
，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Ash采访的好几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
，“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1982年
，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
，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
，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因为和西方人私通信件
，她丢了工作
，被开除党籍
，“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
，包括我的信仰。”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皮特要来柏林
，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
，萌动着出逃（以及私奔）的打算。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
，“他说他要去美国
，再也不能和我见面
，祝我幸福……”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
，好一阵子
，整个人都是“空的”
，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
，“女儿救了我。”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
，后来她觉得
，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
，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四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
，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
，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
，下了班就直奔厨房。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
，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
，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的合成纤维产品。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
，因为商品总是短缺。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
，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昂纳克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假期时
，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
，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
，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有一次
，在波罗的海海边
，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去北方
，去瑞典、丹麦。”“丹麦好吗？”“丹麦很好
，是安徒生的故乡。”“我们可以去吗？”“不可以。”“为什么呢？”“……”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
，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
，“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
，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空
，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
，当人们谈论政治时
，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可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
，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
，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
，10点左右
，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
，给每个人端上一碟怪味花生
，碟子很漂亮
，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女人们喝汽酒
，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
，发表祝酒词。祝酒词通常相当严肃
，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他会抱怨现状
，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
，他说话时
，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
，紧张地环顾四周。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
，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
，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了。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
，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
，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五1989年11月9日
，墙倒了
，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次年10月3日
，两德正式统一。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
，“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
，你会忍不住想
，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以前我们在鸟笼里
，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
，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
，我很好奇
，我想出去
，我想学飞
，但我也担心
，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
，1990年7月
，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
，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
，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
，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人失业了
，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
，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资格认证很重要
，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
，”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
，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
，领导抗议
，“我是比较幸运的
，个人基础比较好
，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了
，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
，比如默克尔
，她比西德人更西德。”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
，统一以后
，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
，“（因为东德并入西德
，实行西德的制度）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
，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
，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 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delitz说。“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
，一切进行得太快了。”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
，一楼沿街开放给了普通商铺
，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
，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
，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
，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光辉不减
，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统一之初
，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
，“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
，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
，比如贫富分化”
，但回到当时
，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
，“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
，历史终结了
，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Hans说。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
，不出意料地失业了
，“像许多东德人一样
，他无法适应新生活
，找不到工作
，开始酗酒
，脾气变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
，就是work and cry
，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
，“我的女儿才13岁
，要是不走的话
，我们都会完蛋。”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
，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
，记者没忘记在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
，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
，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
，倒金字塔形的
，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这些都会实现
，各取所需
，这
，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肯定不会想到
，在新的时代
，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
，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
，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
，到头来却被历史遗弃。没错
，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
，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
，他们可以投票了
，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
，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
，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荒谬。“现在好是好啊
，”他们总是这么说
，“但它是年轻人的了。”“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
，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
，“你相信吗？直到现在
，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
，“失业率增加
，贫富分化
，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
，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
，在群体中寻找力量。”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
，很长一段时间
，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
，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
，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多么轻松
，多么省事！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主义时代
，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
，一种尊重。”“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
，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Axel说
，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
，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你是对的
，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老人们这么跟他说。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六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墙已经倒了
，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1998年
，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
，讲述了自己的状况
，“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
，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
，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
，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
，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
，把事情解释清楚。于是在这么多年后
，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
，就像一个梦
，”安佳说。他们抱头痛哭
，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
，里面是他做的音乐
，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
，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
，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
，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
，听不太懂
，也不相信他说的
，太疯狂了
，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
，”安佳告诉我
，“有可能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
，我满脑子都想着
，他来了
，他来了
，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但她很快发现
，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几个小时后
，他就变得客套起来
，那是11月
，莱比锡阴冷灰暗
，“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
，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他来了
，又走了
，接下来两年
，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
，一次是和女儿去的
，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
，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
，“她很失望。”另一次
，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
，他谈了很多
，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
，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
，但就是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
，安佳终于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
，“我渴望了多年
，但这不是现实。”回到开姆尼茨
，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Rehabilitation”（康复）
，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
，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
，用的也是这个词。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这是所有东德人的处境
，他们年轻过
，失落过
，革命过
，幻灭过
，欺骗过
，被骗过
，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
，也许更重要的是
，与自己相处。七柏林东部
，Magdalene地铁站附近
，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
，离开主街百来米
，踱入某大院
，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
，同样毫无特色
，墙体已发黑
，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
，向公众开放
，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走进大楼
，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
，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
，甚至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八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
，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
，某一天
，在她自己都忘了这事儿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
，以及
，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我真没想到。我的背上冷汗直流
，我的双手也在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
，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
，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
，“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多么远
，又多么近。”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
，“让我觉得恶心”
，但随着时间流逝
，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
，雨势加大了
，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
，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
，透过玻璃幕墙
，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地方
，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
，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
，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奥古斯图斯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
，远远望去
，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
，气势不输新天鹅堡。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
，有一首歌
，皮特用中文反复念着“夏日长”
，安佳问我那是什么。“long summer！”她听了哈哈大笑
，说怎么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
，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我说
，我也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
，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2001年
，安佳的女儿背着她
，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
，两人结婚前
，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哥本哈根的机票
，“他和女儿都对我说
，你需要自己去面对
，去感受
，（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安佳去了
，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有问题
，“是的
，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
，但毕竟已成过去。”她爱着自己的丈夫
，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
，“这算是什么？柏拉图式的恋爱吗？”她大笑。皮特仍然单身
，他在电邮里对我说
，虽已不是共产党员
，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
，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
，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他有时会抱怨说
，”安佳告诉我
，“总有一天
，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有趣的是
，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
，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那你就没有头脑。”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
，“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
，我们不怨他
，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
，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我们什么都聊
，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
，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的一个小领导
，“‘变化’的时候坐牢了
，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
，和同辈人相比
，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立
，家庭幸福
，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
，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
，我还是有点吃惊。问她现在为什么不投票了
，“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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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一个东德女人在柏林墙倒掉23年里的生活（全文完），小编在下方为大家整理了更多好看的相关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温馨提示】：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多运动，每天开心学习和工作，做个健康的正能量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