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

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

32年前的“共和国大审判”

1981年1月2 5日

，在公审两个多月后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宣判。32年前的这场“共和国大审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级别的审判

，虽然整个过程中仍有可商榷的诸多情节

，但它代表了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状态走向法治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

，它应验了日本东京新闻在社论中的假设：“如果这次审判成为有助于巩固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的重大试金石

，那就会转祸为福。”外媒看公审“四人帮”“在中国最叫人憎恨的女人

，66岁的江身着黑色毛式上衣

，戴着一副眼镜

，在拍摄电视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看起来她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女教师。她穿过听众走到她的被告席上

，一副凶相地撅着下巴。

庭审中的“四人帮”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

江青被带入法庭。 资料图片实际上曾同江青一道统治了中国的其他九个被告

，拖着脚步走进法庭

，脸上显出丧气的样子

，他们的举止说明他们已经蹲了长年监牢了。他们同江青站成很长的一排。其中有几个老态龙钟

，由身强力壮的带着枪的警卫扶着。”这是1980年11月20日

，在案件开审第一天

，美国合众社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发自北京的报道内容。合众社的另一位记者龙布乐说：许多罪行都可以使被告被判处死刑。如果定了罪

，这些被告都成为全世界最大罪犯。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庭审前5天

，即11月15日晚

，中国外交部向外国驻北京记者公布了起诉书的部分内容。“可以说

，这是极为破例的措施

，中国公布与审判前国家领导人有关的起诉书的内容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日本《东京新闻》在报道中说。中国显然注重国外记者的反应

，提前向他们公布起诉书的部分内容

，即是一种友善的表示。不过

，外交部没有指明审讯将在什么时间开始。美联社根据一些迹象

，将开庭时间错误估计为18日。其实

，18日只是将完整的起诉书公之于众的日子

，真正的庭审要到2天之后。这是信息尚未足够透明情况下

，很容易犯的小错误。在断断续续长达两个月的庭审时间内

，这些外国记者也没能如新华社记者一般

，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

，亲聆审判。但他们可以通过电视

，了解到庭审过程。中国媒体对林彪、江青集团审判的报道

，带有舆论一律的特征。官方的出版物与宣传品

，也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国外驻华媒体的相关报道

，有更多庭审细节

，而且因其视角的独特性

，也为我们理解这一世纪审判提供了更多维度。

猜测：“政治审判”还是“刑事审判”“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早在1976年10月6日即被抓捕

，此时距毛泽东去世尚不及一个月。江青具有毛泽东夫人身份

，而且“四人帮”在毛泽东生前深获重用

，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发起的抓捕行动

，因此一开始就被外媒赋予“宫廷政变”的意义。而更早些时候即已落马的林彪集团

，更代表了曾被写进宪法的“接班人”梯队的覆灭。用法庭审判而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政治领袖

，代表了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治理思路。日本《读卖新闻》分析称

，中国政府公布起诉书内容

，是想通过使群众事先了解该集团的罪恶

，进而避免被批评为“政治审判”

，以此给人造成这次审判是依据法律进行的“刑事审判”的印象。“与此同时

，主张对该集团判处重刑的法律专家和领导人的发言也非常突出。也有人推测

，公布起诉书可能是出于下述考虑

，即一旦被判处重刑

，不至于给国民造成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想要避免给外媒造成“政治审判”的印象并不容易。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报道称

，预料审讯将会延长

，一直持续到12月底。“判决是预先决定的

，因为不仅报纸

，而且党和政府官员也都宣布被告有罪。”事实上的审讯时间

，比《华尔街日报》预估的还要长。但在庭审之前

，该报已准确得出判断：“预料被告将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归罪于毛。现领导正在设法避免使这次审讯过分地损伤毛的形象。”毛泽东的夫人和“接班人”

，都变成了“反革命”

，想将毛成功切割出去

，并让外国人不产生理解上的困惑

，显非易事。合众社的报道认为

，这次审讯是共产党人于1949年建国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审讯。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据说

，把审判林彪、江青集团限制在只追究刑事责任的中国领导机构

，准备在预定于明年(1981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十二大事实上在1982年9月召开)

，对包括评价毛泽东在内的文化革命的思想路线方面进行总清算。在“累累尸骨”面前

，党中央究竟将作出什么结论呢？带着这样的悬疑猜测

，外媒开始了林彪、江青集团的大审报道。庭审：“四人帮”暴露出完全分裂的情况北京市正义路一号被确定为庭审现场。当天下午

，“在法庭大厦外边

，至少停放了100辆官方小汽车。有几百人聚集在那里看汽车到达。”合众社记者发回的报道称

，政府消息今天表明

，直至这次极为重要的审讯开始之前一天

，江青仍然拒不认罪。庭审的情况通过电台和为数不多电视机

，传递给了中国公众。1980年11月20日下午开始的庭审

，当晚8时30分电视转播。“当电视上映出审判的情况时

，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停息了。”合众社的报道称。

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坂井在上海锦江饭店一楼大厅发现

，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前

，聚集了80多人

，其中有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

，饭店的职工和住在这里的外国客人。转播只持续了5分钟。“当上海文革派的头头们王洪文、姚文元和张春桥各被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

，人们发出吃吃的笑声。这大概是对曾经权势显赫的这些人的末路感到好笑吧。当江青女士出现在屏幕上时

，观众情绪达到最高潮

，中国观众一起指着画面

，发出‘啊’的惊奇声音。真没有想到

，人们对囚犯江青夫人昂首挺胸走到被告席上

，竟如此吃惊和愤怒。几位上了年纪的干部模样的中国人一边悄悄地交流

，一边深有感慨地注视荧光屏。”第二天晚上的庭审转播

，依然是外媒和中国观众的视觉盛宴

，而且比第一天详尽了很多

，时间长达一个小时。“江青在距电视弧光灯仅几英尺的地方显出的胆怯和迟疑不决的神情

，与她昨天傲慢地抱着蔑视态度进入法庭的神态形成鲜明对照。”路透社的报道还注意到

，毛的前政治秘书陈伯达进入法庭的形象是“很可怜的”

，他是坐着推车离开法庭的。而“四人帮的智囊”张春桥则“看来最无悔罪之意

，在检察官员问他‘你是张春桥吗？’的时候拒不作答。”庭审实况不仅在国内放送。一个小插曲是

，在免费向国际转播两次审讯内容之后

，中国“出于商业考虑”改变了做法。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得北美的独家发行权

，售价为40000美元。日本一家电视台获得在日发行权。在庭审进入一周之后

，日本《东京新闻》报道称

，从被告们的态度来看

，迄今基本上分三个类型：积极合作型(王洪文、吴法宪等被告)、自我辩护型(姚文元被告)、拒绝回答型(江青、张春桥被告)。过去炫耀团结的“四人帮”已暴露出完全分裂的情况。但看来这不是突发的事件

，而是法庭通过预审已充分掌握了的事情。评价：“首次选择合法途径庭审失败者”外媒对林彪、江青集团审判的评价

，比国内来得更为复杂多元。哈佛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他是马英九的博士导师)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将这次庭审与二战后的纽伦堡审讯作了对比

，认为两者有相似之处：被告都是千百万人所憎恨的

，他们已造成的伤害是绝对无法补偿的。“中国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最主要的是它正在努力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一项政治案件。在过去

，中国领导人倒台后所遭到的命运是：不经审讯就被秘密流放

，被折磨致死

，也有的自杀。”孔杰荣在作出肯定评价后

，又批评了中国律师的表现

，“律师的作用仍受很大约束。其实

，今年在中国亲眼见过审判的外国人说

，中国律师仍把自己的作用局限在要求给予宽大处理方面

，他们不向国家办理的案件提出异议

，不盘问起诉证人或请自己的证人。在中国同在日本一样

，人们认为

，凡最后受审的人大概都是有罪的。”美联社的报道

，对中国辩护律师的批评更加不客气。“迄今为止

，辩护律师一直是胆怯和软弱无力的

，没有对这次国家起诉的案件提出异议

，他们的作用看来仅限于为坦白认罪的被告要求宽大处理。律师的工资是由国家付给。”

另一位哈佛大学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杰罗姆·艾伦·科恩

，则对美联社表示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在对政治上的失败者进行审判。”他认为

，重要的是

，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承认了法律的力量

，并且已经决定采取搞无政府主义的“四人帮”肯定不会采取的行动。虽然法律程序远没达到民主国家的司法标准

，但对中国仍有巨大意义。“这个统治集团在当前时代中

，首次选择通过合法途径来对失败者运用法庭审判。”承认进步的评价中

，也夹杂着“有罪推定”、“未审先判”等负面批评。但外媒并没回避中国政府的辩解。“人们显然对被告怀着满腔仇恨

，部分是因为人们的个人经历

，部分是因为官方宣传机构的贬辱运动。”合众社的报道称

，政府授意展开的仇视“四人帮”的运动

，在全国各地报刊和广播中正方兴未艾。共产党持乐观态度

，认为审讯“四人帮”标志着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新时代的开端

，并否认了关于法庭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以及对罪行未审先判的说法。政论家梁厚甫在香港明报刊发题为《美国人看审四人帮》的文章

，结尾总结说：“案件一经开审

，美国人就感觉到

，如眼前一剂清凉散

，前疑尽解。”这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但整体上

，说外媒对审判所预示的前景抱持乐观态度

，庶几无差。特别法庭全景。主席台中央的国徽下

，法官和检察官的座位并列律师界泰斗张思之。C FP供图“两案”辩护小组组长张思之：如果现在审

，我不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实发生的大多事件

，会伴随时间流逝变得模糊

，然而历史的一部分真相

，却会在大浪淘沙中逐渐清晰。1981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宣判

，这场公审长达两个余月的“共和国大审判”至此画上句号。曾经敏感的审判细节

，近年被亲历者不断披露。在螺旋前进的社会变迁中

，现实会在一些时刻与历史相叠

，呈现高度的相似性———正如追索历史中的细节

，不止步于揭示曾经

，或能启迪我们更好地观察当下。值此“两案”审判3 2周年之际

，辩护小组组长、律界泰斗张思之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独家专访

，揭秘“两案”特别法庭和辩护小组的幕后故事。1特别法庭内幕彩排庭审

，培训证人

，法庭被迫特别布置1980年9月29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定

，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对林彪、江青集团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5名“文职人员”。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5名原军人主犯。由于案件重大而特殊

，“两案”的审判程序在如今看来有许多非常规之处———例如案件经过多次预审

，在正式开庭前做过彩排

，证人经过培训等。在开庭审理期间

，全国6万多名代表旁听

，他们也都发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见

，更多的人直接投书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就特别法庭的布置而言

，也显得不同寻常。法庭的主席台中央挂着一个特制的国徽

，国徽下是60个法官和检察官的座位

，自同个方向对着观众。墙边也有两排座位

，一侧是被告辩护人

，另一侧则是特别法庭书记员……南都：为何当时成立了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张思之：这个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中共中央当时成立了一个“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殊

，一个是当事人的特别身份

，另一个也是想要速战速决

，一审终了。南都：也就是说“一审终了”是特别法庭成立的实际意图？张思之：其实成立特别法庭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这个（一审终了）。我认为是这样的

，当然他们谁也不会讲这个

，实际上骨子里就是这个问题。南都：这和当时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有何渊源或冲突？张思之：没有冲突

，这恰恰是当时运用了刑事诉讼法

，来指导这一规则的订立。南都：审判的过程可能会涉及国家机密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状况

，为何最终还是选择公开审判？张思之：这个经过反复讨论的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公开。如果用党的语言讲

，觉得要“教育群众”

，扩大影响力。所谓的国家机密

，肯定在预审的过程中给筛掉了。审这个案子最基本方针

，叫做“审罪不审错”

，不审人们的错误

，而审人们的罪行。错误比如有些国家领导人也会有

，这个一律不审

，审的都是罪

，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路线问题不涉及。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你提出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另外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所谓的公开审判

，名义上是公开审判

，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公开审判。旁听群众是有组织的

，不是谁想来谁能来的。南都：但当时也通过电视进行了转播

，另外也有媒体进入采访。张思之：但不是直播

，庭审上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统统掐掉了

，比如江青和法官对骂的片段。当时（国内记者）是要经过批准的

，国外记者没有

，只能看转播的录像。

南都：整个审判过程经历了两个多月

，为何那么长？是因为涉案人多

，还是因为审理方式或者审理策略？张思之：时间拉得长不是主观因素

，是审理过程中客观上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拉长。因为每一次的审判

，一些主要的人物并没有按照他们原来的预审计划去审讯。那不可能

，特别是江青。你比如他们准备审两个小时

，最后审了20个小时。另外

，证人的情况

，他们也可能估计不足。你看像证人几次在法院上跟当事人扯皮吵架

，像这些情况都不是可以预计到的。南都：证人当时在庭上是怎样一个情况？张思之：我对证人这一块一直有一些情绪。我们证人是经过培训的

，这个不好

，这个不应该。证人

，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

，应该如实地向法院反映他所知道的基本事实

，那就够了。你怎么可以培训人家呢？南都：“培训”内容包括哪些？张思之：当时有一个小组

，是专门管证人这一块的。小组的负责人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知道是有这个情况存在的。他们具体怎么样运作

，我并不知情

，但是我是相信一条：他们主要的是

，要证人配合起诉

，证明起诉的是事实。这就不行了

，这样就没有公平了。南都：庭审前的彩排是怎样的

，一共有几次？张思之：总体上正式的彩排

，两个庭各有一次。在彩排之前

，也有这样的排练

，但不是那么严格地按照法定程序走的排下去。南都：当时法庭的布置

，为何和我们说的那种传统意义上能代表法院中立、公正的格局不同？是特意的吗？张思之：法庭的布置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是特意的

，但是是被迫特意。它有一个背景

，当时特别检察厅的检察长

，也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黄火青

，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

，他坚持我检察院和你们法院是平等的

，你代表国家我也代表国家。既然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你坐中间

，我坐旁边？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庭工作小组

，把法庭的布置已经安排好了

，法官们把他们摆在中间

，这边是检察

，那边是律师。但他们不干了

，认为“我们怎么和律师是这么一个关系”。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很久

，彭真拿黄火青没有办法

，老革命啊。所以就变成后来那样

，在法台上两家并列。这完全是人的因素。

案子审判完后

，张思之去见了李作鹏

，李作鹏将辩护小组的工作比喻为“敲边鼓”

，并说自己写了首诗

，20年之后再给张思之。2001年5月16日

，正好20年的当天

，张思之与李作鹏久别重逢。李作鹏在开门时候手上就拿着当时写的诗文。诗的题目叫做《评律师》

，全诗一共四句：尊敬公正人

，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

，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

，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

，有声胜无声。南都：江青辩护人的确定过程经历了很多波折。张思之：你比如说让我去见江青

，谁愿意呢。我当时去见韩大姐（韩学章）

，我是半玩笑态度

，我说“韩大姐

，这个看来

，江青只有你去喽？”当时她就翻脸了

，“给谁都可以给她绝对不可以！休想！”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

，我现在看江青和那时候看江青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了。我现在并不认为她好

，但是我现在认为应该公道地、客观地、理性地去衡量这个事情

，而不单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去考虑问题。从个人的好恶出发

，我当时讲过

，我每个细胞里都是恨江青的。南都：在对待江青这个问题上

，你一直有一些遗憾……张思之：我毕竟还是做得不好

，那个时候也只能是那样了。现在这么多年了再考虑这个问题

，不能拿着那个时候的想法来要求你自己

，那样也不可能。但作为我来讲

，我应该再耐心

，我毕竟是个律师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不是她的对立面。南都：和李作鹏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普通当事人有什么不同？张思之：我和李作鹏的关系很好

，我对他没有情绪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可爱。南都：20年后再见到了李作鹏

，他将那首诗如约交上

，你读到时候是什么感受？张思之：用他的话来讲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我并不感觉到委屈

，因为实事求是来讲

，我现在也这么看

，李作鹏案件当时的辩护

，一点都不精彩。南都：你后来自己评价那场辩护“努力了

，不精彩”

，但事实上你已经为他辩去了两项罪名。张思之：那是最起码的

，但是不精彩。所以人家作为当事人对你有这样那样的看法

，很自然

，太自然了。其实我当时还真的希望他讲得更多一些

，因为后来我也是过分迁就他的身体情况。本来就律师问题我想跟他谈一次

，结果还没有谈（李作鹏）就走掉了。

--免责声明-- 《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文笔优美俱佳，如果《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这篇文章结尾注明了由本站原创，那么《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版权就属于本站，如果没有注明那么《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这篇文章则转载于网络，或者由本站会员发表，版权归原作者，只代表作者观点和本站无关，如果您认为《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这篇文章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我们会在看到第一时间删除《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这篇文章828la47965。

【结语】：张思之：我应该为李作鹏作无罪辩护（全文完），小编在下方为大家整理了更多好看的相关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温馨提示】：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多运动，每天开心学习和工作，做个健康的正能量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