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叛徒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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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叛徒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

在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涌现过千千万万的忠贞烈士,面对敌人高高举起的屠刀,他们坚贞不屈,用鲜血和生命扞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然而,良和莠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在这期间,也出现过若干“着名”的叛徒,其中有的还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如向忠发、顾顺章等等。其中顾顺章因在被捕前担任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握有大量的机密,他的叛变使得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也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任卓宣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并曾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的书记,叛变后却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反共充当了一个重量级的打手,以致在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在胡适和于斌之后位列战犯第57位,即最后一位。关于他的叛变也充满了神秘色彩,通常的说法是任卓宣被捕后被执行枪决,但第二天却又神奇地活了过来,于是投靠国民党,开始反共,“大难不死”的他一直活到90多岁才在台湾终老。

但中共早期党人朱其华之子朱蓬蓬在他的《谜一样的人生之路》中却有另外一种描述:“任卓宣即党史上有名的叶青,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党内指责他为托派,在国民党围剿、瑞金苏维埃政府撤退时,毛主席令中央警卫团拉出去枪毙了。后来,国民党军队打扫战场时,发现任还没有死。原来警卫团在撤退的匆忙中,两枪打在胸部,没有打在脑袋上,未曾致以死命。当国民党发现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大人物时,蒋介石立即命令全力抢救。医好后,蒋亲自在庐山召见,并委任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从此,叶青真正叛党了……”朱蓬蓬文中自称任卓宣与其父朱其华在党内时是好友,后来任还曾寄钱接济过他们,算得上是熟人了。但此处他关于任卓宣的叙述却显然有误,单说任被医好后,“蒋亲自在庐山召见、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宣部长”云云就是错误的。因为任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时间可以查证,那时已是1949年7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眼看已经土崩瓦解的时候了。而朱蓬蓬说任是从瑞金撤退时被枪毙的就更是谬之千里了,因为早在1928年任卓宣就已经叛变投降,而中共是1931年11月才在瑞金建立红色政权的。再者任卓宣也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总之,版本不同的各种传闻使得任卓宣及其叛变的经历显得越发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2007年10月,我在德国访学,由于学校没有合适的公寓,我便借住在一个德国人家里。房东Wegmann先生是波鸿大学东亚系的退休教授,中文名字叫魏侃,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已经75岁的他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退休后仍不肯停止工作,正致力于将贾平凹的《废都》译成德文,同时还把《道德经》的拉丁文版本译成德文。翻译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他便很谦虚地向我请教,一来二往也就彼此熟悉起来。我也知道了他的许多故事。比如四十多年前他曾在台湾呆过两年半,在那里他不仅娶了一个美丽的中国妻子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而且还先后做过朱家骅和蒋纬国的德文秘书,并由此认识了很多“党国要人”。

在他的老相册里,我看到了许多“党国要人”的影像,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魏侃夫妇和朱家骅以及一个老人的合影。照片中魏侃与朱家骅西装笔挺,旁边的老人却一袭长衫,瘦削的脸上写满沧桑,一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前方,若在沉思,一副旧式文人的模样。我问此人是谁,魏先生告诉我是任卓宣。照片是四十多年前魏先生在给朱家骅做德文秘书的时候拍的。时隔多年,魏先生已经不记得当初如何结识了任卓宣,反正任很喜欢,两人成了忘年交,任对他讲了许多自己的故事,还把许多自己写的书送给魏。在魏侃先生的书架上,我果然看到了一大排任卓宣(叶青)的着作,其中扉页上大都有作者本人签赠的字样。于是,我开始在这些书籍之中寻觅,任卓宣的面孔也渐渐清晰起来。任卓宣的书和传记,大多是在他自己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因此即便名为“评传”者,内容实际上也往往只是鼓吹和颂扬任卓宣“反共先锋”、“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而对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包括担任中共领导人以及叛变的经过却或者语焉不详、几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彻底把这段历史抹去。倒是在《任卓宣评传续集》中收录的一部分国外有关任卓宣的评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尤以哥伦比亚大学包华德(HowardLBoorman)教授主编之《民国名人辞典》中关于任卓宣的小传最为详尽。这篇小传后来由陈济翻译成中文,发表于1968年10月《艺文志》第37期。后来又以《英国〈民国名人词典〉中的任卓宣》为题收入为庆祝任卓宣80岁寿辰而编辑的《任卓宣评传续集》。译文前附有译者的说明,内中说“原文内容,经考证大体尚称实在”。而且译文发表、包括收入《任卓宣评传续集》由任自己主持的书店出版时,任仍健在,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可见内中有关叙述是可信的。从中我们可以对任卓宣其人有个大致的了解: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县人。早年生活贫苦,曾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当时该校校长为张澜。中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小学教书半年,之后即在张澜的推荐下入北京大学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准备。1920年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工厂当学徒,后来又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1921年前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国民党,同年又出任在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任在法国组织华人游行示威。6月21日,带领百余名华人冲进中国公使馆,“强迫驻法公使陈箓(ChenLu)在一件要求法国政府放弃在华特权之文件上签字。由于此事件之发生,使三十多名的中国学生立即被驱逐出境,另外二十名包括任在内的华人被捕下狱。四个月后任氏出狱,被迫立即离境。于是他去苏联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作短暂的学习……1926(民国十五年)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国,任职于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1927年(民国十六)为湖南区委员会委员时,在长沙领导地下活动。那年冬天被省政府当局逮捕下狱,旋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后死而复生,进长沙湘雅医院调养,仍继续指挥共党活动,因而产生1928(民国十七)年间在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所发生的小型暴动事件,于是为省府当局所发现。在第二次被捕后,他唾弃共产党,在湖南做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的政治教官。”……1949年7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1950年以后执教于台湾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1990年去世于台湾。由上述文字,可以清楚地知道任卓宣被捕以及叛变的整个过程:1927年,在国民党的清洗中,他被捕遭到枪决,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于是他死而复生并且遇救。经历过这一场劫难,任卓宣继续领导了一些小型暴动,直到1928年再次被捕后,才自首叛变。吴福辉先生在《沙汀传》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曾对任卓宣有过如下记述:“青锋(即任卓宣)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能够坦率地谈论自己叛变的不光彩经历,同时“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这恰恰说明了任卓宣认为自己不应该为第二次被捕负责,是组织上的失误导致了他再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已经被枪毙过一次的他也许觉得不值得为组织的失误而再次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了,所以自己叛变投敌也并没有什么可耻的。事实上,在任卓宣叛变之初,似乎也并没有对组织或其他同志做出什么不利的事,因此组织上也并未以对待叛徒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在湖南向时俊办的军官训练班做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官之后,又给着名民主人士、当时主持四川大学的张澜先生做秘书,1930年再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当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是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加入辛垦书店的任卓宣对同仁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不再过问政治。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吴福辉先生在书中写道:“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着,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叛变后还在中共四川省委的认可下加入辛垦书店并翻译马列着作,这说明此时的叶青尚未迈出走向“战犯”的一步。

坊间有一种传言,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家乡板仓被军阀何键抓获,任卓宣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杨严词拒绝,不久被害。如果此说属实,这自然是一种极其卑劣的叛徒行为,然杨开慧被捕之时,任卓宣已经赴上海加盟辛垦书店并埋头译书,似不可能有此举动。晚年困居台岛的任卓宣曾经着文详细回顾自己的反共经历,在开篇《我为什么反共?》一文中他写道:“……回国之后,我住在广州,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当时在台湾,任卓宣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德高望重”的“反共元老”和“反共专家”,是台湾反共领域“教父”式的人物拥有大量崇拜者,此时再来描述自己为何反共的原因,自然免不了有所粉饰。说“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等等,纯粹是一种为自己背叛信仰而开脱的堂皇之言。而这种大言不惭的开脱之词在《我为何反共?》这篇文章中反复出现,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反复强调和巧舌如簧尽量使人们相信自己叛变反共的确是阅历渐丰、重新考量之后的明智选择,而不关乎任何个人信仰、气节等等。而他真正转而反共恐怕还有心理上的原因。首先,他对组织怀有怨恨,认为是组织上导致他重新被捕。假如又听到某种风言风语,说组织上明知道他的住处做联络地址不安全但却坚持要这么做,其目的就在于要借刀杀人,把他送给国民党,借国民党之手杀掉他——这种流言是极可能有的,那么他一定会相信并且感到失望和震怒。尽管大兴坊的同事们都感觉他“迂”、像“老夫子”,但岂不知这种人也特别的倔强、固执,一根筋到底。假如他相信自己是被自己所信任的组织出卖,是自己人想取他性命的话,他一定会疯狂地报复。从后来他决绝的反共姿态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左翼文化人对他的批判可能也是导致他反共的原因之一。上海时期,尽管他在辛垦书店埋头着译,也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着作,但他的思想已经同左翼主流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有了不同,这也是有人认为他也是托派分子的原因之一。有过自首投敌的经历,如今又胆敢出来挑衅左翼主流的话语权,这自然引起了左翼文化人对他的围剿——从他自述反共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从1934年开始,左翼文化阵营的艾思奇等人都对他有过激烈的批判。而围剿的结果,也会导致这个倔强的“迂”人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顽强地“作战”到底。至于退居台岛之后,他仍坚持反共立场、着述不断,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之外,恐怕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也有关系。丧失了大陆政权的蒋家王朝吃尽了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苦头,退居台湾以后尤其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任何“匪谍”的嫌疑都绝不手下留情,搞得人心惶惶。而像任卓宣这样“投诚”过来的人员,尽管长期以来“表现不错”,受到主子的赏识,但毕竟从根子上“非我族类”。1962年,在与李敖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任卓宣与郑学稼等人还一起被李敖揭了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暗示他们的酝酿思路和理论背景都来源于早年的历史,他们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体现。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样的指控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就使得任卓宣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要想保得一家老小平安,此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摇旗奋进,反共到底。按照后来任卓宣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大类。纵观任卓宣之反共历程,虽以在哲学领域、思想领域反共居多,但他所涉及的每次“实际反共”对共产党所造成的攻击性都是极强的。在任的自述中曾经提及几件“政治反共、实际反共”的得意之作。其中一件是针对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任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救国”与之相抗衡:“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潘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1936、1937年间,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被迫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的中共力量已经遭到极大的削弱,这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无疑是一剂医治伤痛、休养生息的良药。而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顺应民心,国民党是不好公开反对的。对于中共“联合抗日”口号的应有内涵,国民党当局自然明白,可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根本无法在那些抗日激情高涨的民众那里获得同情和支持。而任卓宣的“统一救国”论把“攘外”和“安内”两方面结合起来,既强调要救国,又暗含消除异己的意思,显然比“攘外必先安内”高明得多,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经提出,立即产生影响。不仅如此,任卓宣还时时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不要一心抗战,忘记“安内”。左翼知识界猛烈批驳叶青的“谬论”,直指他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有关高层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对于这种“罪行”,蒋介石自然是不会追究的,不但不追究,反而引起了他对叶青的关注和赏识。

蒋介石、汪精卫和陈诚等国民党高层先后亲自接见了他。对于领袖的接见,任卓宣自然受宠若惊,时隔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被接见的情景:“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何如人。我在武汉住一些时又要到江陵给中央军校特训班讲课。班主任康泽将军常住武汉。有一次他来电报给班,说委员长召见我。当我晋见时,地点在武昌,时间在下午。到会客室遇着陈豹隐,原名陈启修,北京大学教授,他也被召见。我晋谒时,委员长所问及我所答,均系初次相见,属于个人方面之了解,经过只有几分钟。”尽管被接见的时间仅有几分钟,但领袖的“赏识”仍对任卓宣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从此任更加尽心尽力,为反共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才智。后来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任卓宣除继续不断着文为“戡乱”献计献策外,还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1948年底,在淮海战役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任卓宣还在委员会中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在他的提议下,这种反共大游行共举办了两次,据说很有“振奋军心的作用”。此后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任卓宣的反共工作也愈加忙碌起来。在回忆,他动情地写了当时自己为反共而母丧不归、放弃“抱子承宗”的“感人”事迹:“本年(指1948年)冬季,接三弟希圣电母亲逝世。但局势恶化,不好奔丧,只得留京反共……”及至败退成都后,眼看国民党江山尽失,大势已去,但任卓宣仍然反共不止,“我在成都住时,胞弟希圣之子文澜侄来会。他要求同我来台,请我给他找飞机。我说现在找飞机的办法限于直系亲属。他说我就给你当儿子。我还是未允,给七块银元于他,要他回家。我本来无儿。要抱子承宗,当然是希圣之子,他有三个儿。到现在,虽欲抱子承宗,亦无由也。当时,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有如此者。”也许是任这种“鞠躬尽瘁”的反共精神感动了国民党高层,1949年,已经通电引退,行将“仓皇辞庙”的蒋介石还在溪口老家接见了他,并向他问策,“……适接溪口友人来信,要我去见蒋总统于王夫人墓。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我在溪口宿两夜而返上海。”不久之后的这年7月,任卓宣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又代理部长,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大势已去,任此时出掌宣传部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此,他奔驰往来于中国西南部,指导宣传业务,反复讲演反共问题并剖析对时局的看法,以鼓舞士气。到台之后不久,任卓宣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任教于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并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他仍然笔耕不辍,研究三民主义、撰写反共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他写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论述了。所根据的是《任卓宣着作年表》,到五十三年止,不很完全,以后便未列入。同时,我也无时来另外查阅其它资料。所以逐一论述的也只是一个大要。但反共的文和书并不算少,也可说相当多。至于讲演和讲课之关于反动者,同样如此。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任在此处显露出的自负倒也实在并不为过,他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着述逾千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实在堪称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也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等都亲自到场祝寿,祝寿礼堂挂满了赠送给他的屛联、书画和诗词,可谓盛况空前,荣耀一时。各界颂扬之词,难以尽表。其中着名女作家谢冰莹的祝词是:“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心;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您是我们的模范祝福您永远健康!”不知这位曾经的中共叛徒读后会有何感想。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送的祝寿诗比较实在,其中有两句一语中的:“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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