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伟:一个作家,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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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伟：一个作家，一座城！

作者：人与育

发表时间：18-04-0105:28

今天，推荐长沙作家写长沙文章，不过这事记忆中的长沙，现在的长沙那个味道弱了很多。

在我的回忆中，

最多的是古城长沙的人与事，

我想我会用一支笔来好好记录这些人与事，

记录我们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

记录它的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波澜。

——何立伟

2002年８月，长沙最热的日子，人们从湘江第六次洪峰终于平安退去的消息中刚刚松过一口气来，我戴着草帽、墨镜，烈日当头，开始奔跑在城东的建材市场和城南的家具市场之间，为好不容易兑调到手的一套房子安排装修，打算在两个月内搬迁过去。很多年没朝东边这么跑了。建材超市的发展规模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七年前我为现在的居所搞装修时，出土过惊动世界的西汉古尸的马王堆还只是一片城乡结合部的线条芜杂的风景。现在这里却成了长沙最大的装饰建材市场。

我从长沙晚报上看到过，新建的马王堆陶瓷建材市场成了不少市民投资兴业的兴奋点。我还知道，最多的一天，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这里就卖出过１７０套住房和门面，共计２００００平方米。人气之旺，令人咋舌。从生活的需求产生市场的规模这种供求量比关系来考察，古老的长沙城看来是发生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变化了。

这变化是起于什么时候呢？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我基本上生活在上海和北京。也许变化就产生在我不在长沙的这段时间里。也许并非如此。也许变化永远是产生在不知不觉之中。一觉醒来，永远有新的事物伴随着时代的晨光映入人们的眼帘。

我在生活上是一个怠惰之人。像装修这样的事情我之所以愿意付出劳动，是因为我知道，劳动一旦完成，剩下的漫长日子里，我就是享受这劳动换来的恬适和舒畅了。我可以坐在书斋里读书写作，思接千载、鸟瞰今古。我第一回给新居的书斋取了个斋名叫“丈楚斋”。三个篆书字是请湘人齐白石的弟子，七十八岁的金石书画家李立先生写的。文化革命时期我经常同了一位姓文的小学同学到李先生家里玩。文同学跟李先生是亲戚，十二三岁的孩子，居然比四十多岁的画家还要长出一辈，让我觉得滑稽而快活。

李先生住的那条小街街名很好听，叫“西园北里”。长沙有很多的街名都是相当好听的，“一步两搭桥”、“平地一声雷”、“水月林”、“落星田”、“赐闲湖”、“定王台”、“倒脱靴”……这些街名让人对流逝的岁月遐思无限。“丈楚”这个词几乎是突然蹦到我脑海里来的，我也说不甚明白，也许我是觉得湘楚之地，先贤毕集，文化深广，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以学为尺，要好好来丈量一把的吧。

我现在快要搬迁过去的居所，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口著名的白沙古井。三湘之地，久远的流传着一副有关地名的趣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下半联指的就是这口白沙古井。

明崇祯《长沙府志》载：“白沙井，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竭，长沙第一泉。多少年来，附近的甚至很远的市民都来此汲水，把清香甘美的井水带回家去，成了白沙古井的一大风情。２００１年，我的朋友，旅美华人音乐家谭盾回到故乡长沙，首次演奏他的新作《永恒的水》。这部首创以水为乐器的协奏曲，所取之水便是来自白沙古井。谭盾小时候生活在长沙城东北的浏阳河畔，郊区菜农农妇杵衣的棒槌声敲击在他的记忆里，也敲击在他的水乐里，同时，藉着他的非凡的音乐，故乡的生命之水更是响彻在全球听众的耳朵里了。我没有弄明白的一个事实是：谭盾为什么取白沙井的井水而不是取浏阳河的河水呢？也许，在他那深藏着少年记忆的作品里，白沙古井的水的文化意象与他的个体生命状态有着更加多的血缘上的联系吧。

顺便一提的是，谭盾毕业的中学也是我的母校：长沙市一中。他比我低两届。长沙市一中创办于１９１２年，为湖南第一所省立中学。曾设立高等科和普通科。当年毛泽东在报考普通科的２０００多学生中名列榜首，被编入普通一班学习。毛泽东在此学习一学期后退学。与一中同一条街的这个地方就是清水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湘区区委的旧址。与船山学社、第一师范、桔子洲头、爱晚亭齐名，是毛泽东早期在长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长沙市一中真是地灵而人杰，除了毛泽东曾在此求学，还出过不少名头不小的人物，只举其中一人便天下皆知：总理朱镕基。

清水塘现在成了文物一条街，各种真真假假大大小小的文物摆满了不古不今的店面，我每次经过这里都有点怅然。三十多年前这条小街多么安静，我的青少年时代的身影像一只野猫一样，在这街上蹑足而过。街头的小饭铺在哪里呢？那位和善的胖胖的掌勺师傅在哪里呢？１９６７年，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毛泽东号召全国的学生“复课闹革命”，我收住无法无天的嬉乐玩闹，进入了长沙市一中。旋即，我的父母下放到湘粤交界的宜章山区。我开始了住校寄宿的生活。

星期天，寝室里的同学都各自回到郊外或是附近农村的家了，学校的食堂不开伙，我形单影只，无家可归，沿着清水塘的小街横横竖竖地走，吹着排遣内心孤单的口哨。那时我的中饭和晚饭就是在街头的一个小饭铺里对付的。是两毛钱一份的经济餐：一小碟黄瓜丁，一小碟辣椒炒肉，一小碗酸菜豆腐汤。但即使是这样的经济餐，对一个多少有些流浪感觉的少年来说已经是足够奢侈的享受了。更何况那位掌勺的胖胖的大师傅，总是笑眯眯地给我多勺些菜，让我朦朦胧胧感受到了饭菜滋味以外的人生温暖情怀的滋味。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总是对胖胖的人怀有莫名的好感。

也许聊得太远了，还是回到现在来，回到白沙古井来。在这口古井的斜对面，是不久就要向全世界开放的“长沙简牍博物馆”。１９９６年７月至１１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从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西侧一处建筑工地发掘出了历代古井６０余口，出土铜、铁、木、竹、陶瓷等各类文物３０００余件。在一口编号为２２号的古井里，共出土总数约１７万余片，多达２００余万字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中国各地出土简牍的总和。这是２０世纪继殷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书、西北屯戍简牍之后，中国文献档案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教授的话来说，走马楼简牍，“可列作世纪性发现”。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说：“７０年代初，马王堆汉墓完好女尸及罕世文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吴简的发现再次让世界震惊。”为了保护这批让世界震惊的简牍，湖南省及长沙市决定建立“长沙简牍博物馆”，形成对走马楼简牍的保护、发掘、研究和整理。

而饶有趣味的是就在白沙古井的背后，则是日夜施工规模宏大的新世纪体育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８日，第五届全国城运会将要在此召开。这是长沙人第一次成功申办的全国性大型综合运动赛事。它的旧场馆改造和新场馆建设将投资十数亿，占地６００亩。单是其中的足球场，就由原来容纳４万人的场地扩展到６万人的标准绿茵场。白沙古井仿佛就像一位白髯飘飘的老人，见证着长沙的昨日，也要见证长沙的明天

简牍博物馆再过去三四百米，是天心古阁。三国时关云长战长沙以及太平军萧朝贵战长沙，金戈铁马便都是在这古城墙下铺展开一片剑影刀光的。我上的浏正街小学就离此不远。

小时候，天心阁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有一个姑妈就住在天心阁城楼下的谢家塘。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去姑妈家。我姑妈做的红烧肉是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当时我们家住在藩后街，从藩后街到谢家塘，要经过东庆街、藩正街、柑子园、马王街、织机街、县正街、高正街，一路上可以见到现在长沙再也难见着了的补锅店、箍桶店、铁匠铺、染布坊还有炒货店和叮叮当当的白铁冷作坊。当然，最吸引我的是一路之上好几家摆满了小人书的租书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这样一类的连环画，我就是在这些小小租书店的木板矮凳上一分钱读一本那么读完的。读得我脑子里成天晃动着穿铠甲骑快马舞流星锤或挺丈八蛇矛的人影。我在教室的黑板上和厕所的墙上不时地画着我心目中的英雄豪杰。我到现在都不能设想，一个少年的心中不装满英雄豪杰，他的少年时代会有什么色彩和惊奇。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到天心阁来。当然我的姑妈早已故去。我永远都吃不到那么好吃的红烧肉了。当年我们一放学就撒腿奔跑玩那些打游击和官兵捉强盗把戏的小街小巷也大半是荡然无存了，比方说吧：藩正街和柑子园。那些青石板的街面，留下过我们多少的欢歌同笑语。但我仍然喜欢在城墙上走动。伸出手来摸摸这些砖石，心境会特别浩渺也特别苍凉。这地方对我来说，不是长沙的历史，而是我自己的历史，生命个体的历史。只要我还有意识，这历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朝北望过去，那里就是我念小学的浏正街，再过去一点点，是我前后住了十来年的藩后街。我妻子怀着我儿子何宽的时候，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我都跑到街口的粉店端一碗肉丝粉来给她打腰餐。

（“打腰餐”是长沙土话，意思是在两顿正餐之间马马虎虎的对付一下肚子。长沙的街市上能给人“打腰餐”的小吃简直是多得不得了：臭豆腐干、兰花干、百粒圆、米豆腐、刮凉粉、葱油饼……）

一个外地人，尤其他又是来自北方，到长沙来，吃了这诸多的小吃，他恐怕立即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非常好吃的城市。这结论也许是严肃的，但也许是可笑的。谁知道呢？

我对藩后街太熟悉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在现在已不存在的藩后街４８号的一张蝴蝶牌的缝韧机上，写下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苍狗》，写的就是这条街在文革前后的人事浮沉、白云苍狗。藩后街今天还在。可是当你走在街上，没有一张脸再是你所熟悉的，你不由得会想起古人那句有名的“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慨叹来。

站在天心古阁的城楼上，极目送远，你会觉得长沙的景观真是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山、水、洲、城。这样的概括我好像是听别人说起的。但我认同此说。这么些年来，我也算是跑了大半个中国了，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一座城市像长沙这样，绕着“城”的，有“山”，有“水”，而且还有“洲”。这样的自然格局昭示了我一种舒展、自由、随意的人文性格取向。我的生活和我的文字，就附着在这样一种山水洲城的格局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是适得其所了。

“山水洲城”里的“山”，当然指的是岳麓山。它是方圆八百里的南岳七十二峰之最末一峰。最高处为海拔２９７米。山下是湖南最重要的文化教育产业区。湘省的一些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多汇聚于此。我的母校湖南师范学院也当然列在其中。不过，她现在改名叫湖南师范大学了。当年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黄昏时同一位姓陈的同学散步，有时候我们就坐在抗战时牺牲于有名的长沙会战的原国民党七十三军阵亡将士公墓的长满青苔的台级上，有时候则慢慢向麓山上走去，一直走到白鹤泉或是云麓宫再折回来。山上的文物简直是太多了。从西汉以来，历朝历代几乎都有遗迹可寻。就中以爱晚亭、岳麓书院、麓山寺、望湘亭、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刻禹王碑最为有名。而近代史上的革命志士黄兴、蔡锷、陈天华、焦达峰、刘道一、禹之谟、陈作新、蒋翊武、黄爱等均安葬于此。草木青青，虫声唧唧，你只要一弯身，仿佛就可以随手握一把浸透着墨迹或血迹的历史。

山上让我最留连的地方有两处：一是爱晚亭，一是岳麓书院。爱晚亭在清风峡的小山之上，为清乾隆五十七年即１７９２年时所重建，因取唐人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意而名。解放后亭子又修葺一新，“爱晚亭”的题额为毛泽东手书。亭的右侧有清枫桥，下面的小溪叫兰涧。

我儿子长到五六岁时，我常常带着他到兰涧的石头下捉小螃蟹。老小天真，嬉乐无穷。亭子的上方，有一座茶坊，就是到了现在，我也常同一些朋友在此喝茶聊天，偶尔踏着夜色上来，端坐山影里，直至通宵达旦，看山高月小，听水落石出，简直诗意盎然。我有时想，这样的生活，只怕唯有长沙的作家方是得天独厚吧。

爱晚亭给人以轻松放任，岳麓书院则给人以端肃凝重。你只要看到朱熹写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只要看到乾隆所赐的“道南正脉”的沉沉木匾，就会不由得不生出一派肃穆之意。岳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当年南宋理学家张拭、朱熹在此讲学，从学者达千余人，时有“潇湘洙泗”之称，历千年而不衰，形成了植根长沙的深厚的学理传统和寻道情怀，以及后来经世致用的兴学思想。湖南近代史上的几个有名的人材群体，如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揆一、唐才常、沈荩、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无不就读于这个岳麓书院。有外地的文人到长沙来，我总是情不自禁要带他们参观岳麓书院。我有时自问：这里是长沙人的文化骄傲吗？我寻思，长沙人好学成风的传统，长沙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毅，长沙人的道德铁肩和人格华彩，莫不与这座藏在云林深处的书院有大关系。也许，了解了这座书院，也就多少了解了长沙人的文化承传和精神内质。

到了深秋，满山的枫叶红起来，是岳麓山最美的季节。从河东望过去，仿佛起了山火，真所谓隔岸观火，蔚为壮观。

１９８２年秋天，我与我太太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麓山上。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她采了几片红透的枫叶带回家，把它作为书签夹在她的青春相册里。后来的几次搬家，那几片枫叶都给弄丢了。现在想起来倒真是有点惋惜。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我太太还轻轻哼了一首歌：

晚霞中的红蜻蜓

你在哪里呀

童年时候遇见你

那是哪一天……

这是一首充满了泱泱童心和温馨回忆的日本歌曲，歌名就叫《晚霞中的红蜻蜓》。那天，红蜻蜓就在脚边飞舞，而满山的枫叶也红得如同醉人的晚霞。当然，醉人的肯定不仅仅是晚霞。

我的头发是大学时代开始脱落的。上着课，一低头，笔记本上就是青丝几缕。那时候陈姓同学也开始脱落头发了。我们在岳麓山散步时，常常你在我的头上抓一把，我在你的头上抓一把，可笑地比试谁的头发究竟茂盛一些。现在，我在河东，他在河西，隔江而居，却很少有机会见面。陈同学毕业时留了校，现在已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了。

我的小学、中学、及至大学，都是在长沙完成的。我的同学之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一般来说，我不太热衷于同学聚会。岁月在某些人的脸上刻下了太深刻和太复杂的印痕，真的，我不忍心看，不愿意看。我愿意的是在脑海里保留他们青春年少时的活泼天真，保留住他们的笑语和歌声

如果有人问“山水洲城”里什么与我的生命联系最为密切，我会告诉他：水。

这条把我们的长沙城一分为二的湘江，是湖南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十分之四。从广西入境，一路滔滔，直下洞庭，然后展开歌喉，汇入长江雄浑蹈厉的合唱。

我的小腿上至今有一条隐约的印痕。这就是湘江河给我的纪念。从小学时代起，每到暑天，我们就趿着拖鞋或索性赤着光脚，跑到河边上玩水。那时候还远远没有湘江大桥。那时候两岸往来还要坐半小时一趟的渡轮。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听轮船的汽笛声。它贴着水面传得非常非常远，就像一只水鸟要飞到天的尽头。唐人柳宗元听到艄公的号子，就得到“矣乃一声山水绿”的千古名句，假如他听过湘江河上的汽笛声，必定会写出更动人的绝妙好词来。

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爬到趸船顶上，朝水里头跳，落差大约四五米。我的玩伴里有会跳前滚翻的，有会跳后滚翻的，有燕子剪水的，有猴子捞月的。可是我都不会。我只会一种叫做“炸弹式”的跳水法。就是眼睛一闭，两手贴放在并拢的脚上，像枚炸弹一样朝水面直落而下。有一回，我落下去的时候，小腿的当面骨碰到了一块暗藏水底的岩石。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我的腿上只能缠着纱布，一瘸一瘸来到岸上，帮在湘江河里游水嬉乐的伙计们看守衣物。而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女孩子来做的。

关于这条河水，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我在许多文字里都写到她。在《白色鸟》、在《苍狗》、在《老何的女人》等作品里，都情不自禁地写到过她。我的文字就像是我的手，轻轻抚摸着我脑子里头的那条湘江河。我把她写得尽量地美，是因为她不只是流淌在我们城市的河床上，她还流淌在我的悠长的生命回忆里。只有回忆，才能把许多的事物沉淀净化，让它呈现出最精致最玲珑的轮廓来。

在我今年刚发表的近作里，就有一篇小说叫《河边往事》。写的是我年轻时候在工厂生活时的一些往事。我当年１７岁就到工厂做工。我们的厂子就在湘江边上。整个暑天，我都浸泡在河水里。黄昏的时候，青年男女们出来散步，也都喜欢在高高的河堤上徜徉。风吹动着姑娘们的裙子，让我青春的身体暗暗骚动。我坐在沙滩上，看厂里的漂亮的女青工下河玩水，脑子里有一片关于幸福的想象。有一天的黄昏，工厂的汽笛凄厉地长嘶。这是出了大事的讯号。许多的人都朝河边上跑。堤岸上响起一片凌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下河玩水的姑娘淹死了。我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她是五车间的临时工。也许刚刚２０岁，稍稍有点胖、白皙，与人相逢嘴角有和善的微笑。我还记得那索命般的汽笛声以及急迫焦灼的脚步声。我也记得吞没了一条年轻活泼生命的湘江河，最后的一抹日光跳荡在一小块江面上。仿佛一个人的眼帘在一点点闭合，最后沉入了无尽的睡眠。也许千百年来，她见到过的悲喜交集的故事多不胜数，不足为怪了吧。

一个人在水边上生长，水就流在他的血脉里了。为什么沈从文的小说里有那么多关于水的一往情深的描写呢？为什么谭盾要创作《永恒的水》呢？我想，没有别的什么解释，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水边上生长的。不管走到哪里，故乡之水都会沸腾在他的血管里，变成天籁，变成圣音，变成生存之上的一道诗意的彩虹。

大约六七年前吧，上海作家陈村、孙甘露去张家界参加笔会，途经长沙，短暂逗留。我和另一位长沙作家何顿邀了他们来到桔子洲，让他们品品从湘江河水里打上来的一种长沙人称为“黄鸭叫”的鱼。每年的夏秋之际，桔子洲沿江一线摆了百十家排档，专吃水煮黄鸭叫。

这种鱼的学名叫什么，我问过一些人，都说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鱼是长不大的，最多长到半斤，喜欢在夜里咕咕地叫，其味鲜美至极。长沙人有过一阵像疯了一样，纷纷杀到洲上来吃水煮黄鸭叫。边吃边聊天，边聊边划拳，鱼香阵阵，人声沸沸，成为了长沙市井餐饮文化的一大景观

可惜陈村他们来的时候，这种热闹已经过去了。长沙人是特别爱凑热闹的。近十年来，仅表现在吃的方面，至少有过水煮活鱼热、蒸菜热、瓦罐菜热、水鱼热、常德菜热、邵阳菜热、永州菜热、四方坪土鸡热、新开铺农家菜热......而长沙人又特别爱新鲜，并且喜新而厌旧。所以没有一样热闹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这反而让我们得了清静，得了从容和舒展。澄碧江水就在脚底下任它流淌，两岸景色就在望眼里任它妖娆。仿佛湘江就是无边的餐桌，而苍穹则是巨大的帐庐。

鲜美的鱼，壮阔的景，还有湘人把所有的菜都放得“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辣椒，以及湘人那近似辣椒的急躁性格，都给两位上海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三年后，陈村还在他的长篇新作里提到这次愉快的小聚，提到长沙人称之为“黄鸭叫”的鱼。当然，陈村更不会忘记像一叶小舟样浮在湘江河上的名叫桔子洲的地方。

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海军司令肖劲光就是这洲上的打渔人家。洲上遍栽桔子树，州名因此而来。桔子洲的对面，河东六铺街江边有一处渡口叫朱张渡。公元１１６７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洲造访张拭。朱熹在长沙逗留了两个月。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展开。朱、张对理学中的诸如“中和”、“太极”等一系列命题，分别在河西的岳麓书院和河东的城南书院轮流进行讨论。因此两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而得美名。站在洲上，朝东一望，还可见着灵官渡、妙高峰、猴子石等景观。说起来，这些地方莫不有着像朱张渡一样优美动人的传说。一个城市越是古老，她衍生的传说和故事就越是多多，这是简直一定的。

沿着洲上的路，朝南，走到顶端，就到了著名的桔子洲头。青年毛泽东常常从东岸的第一师范游泳过来，在洲头歇憩，与他的年轻气盛的同志共同探讨革命真理，并在此填写了气势如虹的词章《水调歌头长沙》。词中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句，昭显着青年毛泽东改造社会与世界的决心与气魄。站立洲头，极目云水相交处，人的心境会豁然开朗，神清气澹。我陪过很多外地的朋友到此一游。基本上人人都有同感。这让我想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才会思考什么样的大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横渡湘江选择桔子洲头来锻炼和休憩呢？为什么他在桔子洲头填写的词章那么豪放大器世无其匹呢？我相信，有些地方，是有着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磁场的。岳麓书院的楹联分明写着：“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不是某种磁场，何以于斯为盛呢？

１１年前，一位年轻的摄影家，为了搜集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艺术家的肖像，要出一本名叫《我们这一代》的有意味的相册，从深圳跑来找我和另一位长沙作家残雪拍一点照片。他到了我家里，拍了大半卷胶片，但始终没找到感觉。

他对我说，他读过我的一些作品，总觉得我应当生活在古朴的小街小巷里，而不应当生活在现代鸽子笼一般的水泥楼房中。他让我带着他在长沙的旧街老巷里游走，最后，他在望麓园的一幢青砖黑瓦的旧院子门前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找到感觉了。他的感觉就是，某个人，应当和某种生活氛围融为一体。作为一个长沙的本土作家，他身上应当浸透长沙古铜色的生活底蕴和气味。他是这样理解了我，也是这样理解了长沙。他在长沙的某个地方看见了我，也在我身上某个地方看见了长沙。

作为照片背景的望麓园，六号大宅，曾是毛泽东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也曾是我所工作的长沙市文联的办公地。文联后来搬到一个名叫惜字公庄的地方。你一听街名就知道，这一定也是一条长沙的老街。不过好景终不长，去年国庆，文联又搬家了，因为展览馆路要扩建，并由东向西拉通，惜字公庄正在规划的红线之内。现在，文联在青少年宫内暂时栖身，再过一两年，它就要搬到真正的新家，长沙正在兴建的占地４０００余亩的体育文化新城去了。

一个单位也像一个人一样，常常要搬家。但搬来搬去，仍在这片故土之上。搬家的过程也正是变迁的过程。而历史所有荡气回肠的旋律，无不是由变迁谱写而就。

我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城市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上个世纪文革之前的每一年的国庆节，长沙的工农商学兵和各界群众都会上街欢庆游行。我被外婆的手牵着，总是站在解放路口上观看从面前潮涌而过的游行队伍。锣鼓喧天，爆竹震地，口号和歌声响遏行云。那种壮观的场面和热闹的气氛，让我雀跃不已，也让我记忆深远。

年代或许会模糊，脸孔却永远清晰。所以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欢庆队伍里一闪而过的洋溢着兴奋和热烈的脸孔，自豪而幸福的脸孔。现在，解放路上再也没有了游行的队伍。而另一种热闹却取代了我记忆中的性质完全不同的热闹。

现在，解放路朝西的部分，几乎成了与北京的三里屯或上海的衡山路相仿的酒吧一条街了。入夜，这里霓虹灯闪红烁绿，所有的窗子通明透亮，年轻人的时尚而兴奋的身影被夜长沙一张张雪亮的嘴巴所吞没。他们喝可乐、橙汁、科罗拉啤酒，听涅般乐队的英文摇滚或是谢霆锋和周杰伦的港台流行歌，蹦迪、赌酒，聊着远远近近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轻松、自由、无拘无束。他们沉迷地享受着这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感性而又物质的快乐。我也时常和朋友一起泡吧聊天。我希望我的生活也充满活力和朝气。但是年轻人的那种快乐我却始终进入不了。也许岁月给我的心里面留下了某些说不出来的凝重，以至于我的心情不可能像啤酒泡沫一样轻飘地飞扬在灯影声光里。但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看着他们灿烂的笑容，我会不由自主记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坐在解放西路的酒吧茶楼里，我还会想起这条街的变迁，想起我在这条街上看到过的另一些像葵花一样绽放着的笑容，想起牵着我的外婆的温暖而粗糙的手......

我儿子出生不到一年，外婆就去世了，终年８３岁。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文革期间，她因成份不好被遣送回乡，受到诸多的屈辱和精神折磨。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她性格中的坚强、达观和善良。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和人格深处，一定留下了她的身影。

１９８４年，我的作品《白色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外婆。读过这篇作品的人，会对小说中那个城里孩子的外婆所遭逢的厄运以及她的善良留下印象。我外婆死后，骨灰被安厝在河西的潇湘陵园。每年清明，我母亲和我妹妹都会到陵园去扫墓。我却很少去。我觉得，纪念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婆，经常出现在我的怀想里和作品里，我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纪念。

在我的记忆里，我外婆是长沙的街道妇女中做坛子菜的真正的高手。过去长沙家家户户总有在家闲着的老妇人，操持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吃喝用度。在她们的一系列日常劳作中，有一样事情就是做坛子菜。她们在秋天里买来彤红的朝天椒，洗净晾干后在一只脚盆里把它剁得细细碎碎，然后敷上些盐，淋一点青油，塞紧塞紧在大大小小的陶的或瓦的坛子里，数天之后，或许就可以取出来吃了。这就是如今风靡全国的剁辣椒。如今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都会里，你都可以吃到有名的湘菜“剁椒蒸鱼头“。剁辣椒成了许多湘菜不可或缺的调料。为什么要大大小小的陶的或瓦的坛子呢？因为狠狠地剁它一脚盆辣椒，是要供一家子匀匀净净吃它一年的。旧时长沙的人家，堂屋屋角总是摆一线坛子，里头除了有剁辣椒，还有酸刀豆、酸萝卜、酸豆角、以及酸大蒜和酸蕹菜梗。泡这些酸东西的坛子长沙人叫酸坛子或浸菜坛子。坛子里面的酸水，往往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长。有这样的酸水的坛子俗称老坛子。越老的坛子，泡出来的菜就越是爽口。我外婆的一只浸菜坛子，怕就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吧。

我在全国各地跑，吃过长白山下鲜族人的泡菜，吃过嘉陵江畔四川人的泡菜，老实说，统统没有我外婆做的坛子菜好吃。她做的剁辣椒，即使放上一年，拿出来吃还是脆的，既不变腐，亦不变酸。这是很要有一点讲究的。如果她活在今天，她完全可以申请到一项剁辣椒怎样保鲜保脆的专利。

我在一篇随笔里还写到过我外婆酿的甜酒。过去的长沙，几乎每年冬天都落雪。到了雪夜里，一家人围炉向火，家里的老人都喜欢煮一点甜酒来御寒，甜酒里一般要放几枚红枣、几粒干桂圆或是干荔枝，炭火里熬上一小会，就把搅碎的鸡蛋冲进去，然后分在碗里大家热滚滚地吃。要是过年时节，甜酒里还要放切成片的年糕，或者糯米糍粑，或者还有柿饼。一种渊源有自而又香醇滚烫的亲情暖意，被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所分享，形成了长沙人冬夜里的一种暖融融的民俗风情。

长沙的街巷里，一年四季走过卖甜酒的人。他们挑着甜酒担子，走东串西，脑壳仰起来，大声喝道：甜酒哦，上好的糯米甜酒！

仿佛不是在叫卖，而是在唱歌。就像坛子菜一样，我家里的甜酒也是外婆自己亲手酿制的。特别地香，也特别地醇，比街上买的上好的糯米甜酒都要好。每回吃甜酒时吐了红枣骨头，外婆都要拾起来，扔到炭火里。外婆说，红枣骨头可以烧得满屋子飘香的。她说得一点都不错。我记得儿时的冬天，我们家里整个都是隐隐约约着一种很奇怪的香味。

在长沙，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外婆呢？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因外婆而带来的有香味的日子和有香味的记忆呢？

一个长沙人，在吃的口味上是极其顽固不化的。即使走遍天涯海角，到头来他还是会思念一小碟剁辣椒，思念几片臭豆腐干，思念肥肥的薰腊肉、金黄的火焙鱼……

２０００年，我在北京办一份刊物，每到星期天，一觉醒来，我就会按捺不住，邀了同是长沙人的同事开车出去寻湘菜馆，最大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米粉。不过汤一定要是骨头熬的，粉一定要是手工切的，而且一定一定，还要佐上一小碟亲爱的剁辣椒！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呵！

从这样的生活细节上考察，你不难看出长沙人的某种性格特征：朝好处说是坚守，朝坏处说是固执。

长沙人待客是非常热情的。过去是请到家里头，现在是拖到饭铺里。来大碗的肉，来大碗的鱼，仿佛所来的不是客，是梁山上的李逵与鲁提辖

长沙人也是非常里手的。“里手”是长沙方言，意为内行。于是长沙人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一个外地人和长沙人聊起天来，会发现长沙人对任何事情都要发表一堆相互矛盾而且说过之后迅速忘记的见解，脸上还挂满了自信的笑容。

但长沙人也是火辣辣的，掏肠子掏肺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旧时有人把长沙人叫做“长沙骡子”，意思是长沙人为人做事都有一股骡子样的倔劲犟劲霸蛮劲，不撞南墙死不回头。这都是长沙人可笑的地方，也都是长沙人可爱的地方。

全世界都有长沙人，长沙人在全世界都坚持着自己的可笑和可爱。

长沙有一段花鼓戏，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唱，就是《刘海戏金蟾》里的段子：

胡大姐你是我的妻罗，

海哥哥你是我的夫罗，

走罗嗬，行罗嗬，

走罗嗬，行罗嗬……

热闹、欢快、情高声亢，这就是长沙人的花鼓戏，也正是长沙人的性格脾气。

长沙还有一首民歌，也是唱得全世界都知道的：

浏阳河，

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什么村，

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嘛伊呀伊子哟……

这是长沙人歌颂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一首歌。长沙人对曾在长沙求学奋斗、从事革命、并牺牲了自己至亲的毛泽东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并为他骄傲和自豪。长沙人怀念所有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的人。

我是一个喜欢四处走动的人。这么些年来，我总是从长沙往外面跑，怀着结实的心跳，张着好奇的眼睛。我在很多的地方都居住过。我喜欢在不同的地方观察和感受不同的人群。我被许多城市的不同于长沙的新鲜生活所吸引。这个时候，我会在对比之中觉得长沙人的生活格局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论到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毕竟多少有些老旧。它太重于消费而疏于生产，太重于享乐而疏于创造，太重于市井快活而疏于精神聚敛。也许，现在的长沙人和他们的前人如共和国缔造者中的长沙藉的领袖们相比要缺少一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气魄和开天辟地的精神。长沙人的文化传统在新世纪里尚未爆发出强烈耀眼的生命光焰和创新潜能。它似乎尚在沉睡之中。好多回从首都机场下飞机，经过机场高速路，看见英特尔公司巨幅芯片户外广告：“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我就默默祝福：在一个迎接光辉未来的崭新世纪里，愿所有的长沙人，都有一颗奔腾的心！愿长沙人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轰轰烈烈奔腾起来！

也许，我是拿太高的标准在要求生养我的这座千年的古城。事实上，一个离开故乡很久的人，会发现长沙变得十分陌生而又新鲜。去年，我的一位于１９９４年移民去美国德克萨斯的朋友奔母丧回到长沙。我带他去造访故交旧友，结果发现一大半的人根本找不到。原因就是这些朋友的住地均已拆迁。眼前之景，全是新建的阔路高楼。莫说是他会迷失，就是我也每每脚下有路识不得。这些年，长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长沙甚至成了长沙人自己的迷宫。

我念小学时班上有许多同学住在浏城桥和桥下的铁路旁，那时我们常常在桥下的同学家里做作业。火车从门外经过，震得门窗都兴奋地响动。做完作业我们一窝蜂跑到桥上来买东西吃。桥上有许多的小摊小贩，摆着龙脂猪血、红烧猪脚、麻油捆鸡、摆着炸得香喷喷的糖油粑粑和红薯粑粑。还有无其数的炒蚕豆、炒川豆、大红袍和兰花豆……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包括古老的浏城桥和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明晃而弯曲地伸向遥远童话的铁路，包括那些小摊小贩和他们的永远馋人的小吃，包括昔日那些同学的闭着眼睛都能穿进飞出的家门，包括火车经过之后停泊在门前的久久不飘散的烟云……

现在，这里成了长沙横贯南北的芙蓉路。现在，这里四处是写字楼、商场、超市、高档住宅楼以及酒店。当我在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苍狗》的时候，我提到了这条路。但那时，它还仅仅只是一个规划，一个梦，一个未来。但如今，生活的现实热流已在其上滚滚流淌了。

我为此兴奋，也为此惘然。但我也始终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古人在诗里面吟叹过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我在任何地方都随遇而安。我喜欢新鲜又陌生的生活。这是因为我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广泛生活阅历和丰厚人生经验的人。然而，不管怎样，我在外面呆久了，都会特别想念长沙，想念我的亲人和朋友。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地交界的地方，湘江河的东岸上，有一座山叫昭山。相传因周昭王南征至此而得其名。

我小的时候，在摇蒲扇歇凉的街坊邻居老人口里听说，长沙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最后总是会回到故乡。原因就是有一个昭山矗在那里。“昭”同招手的“招”。于是昭山向每一个游子招手，像一位深情呼唤的慈母。谁又能拒绝慈母的呼唤呢？所以，我总是回到长沙。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怀乡病。长沙的生活氛围，长沙的衣食住行，长沙的山水洲城，其实是我身心依存的所在。

一条鱼，不管能游多么远，最终会选择一口塘来栖身。我想，无论我的生活半径有多大，我的圆心始终仍是我的故土长沙。我相信，像我这样的长沙人，必定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恋恋长沙的又岂止是长沙人，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在他抱定了以死殉国的决心之后，留给世人的绝笔之辞也都是《怀沙》。怀沙者，怀念长沙也。当然，怀念的，还有先人，还有故国故土。这位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最伟大的诗人的屈子，其生命的最后足迹也留在了长沙一带。公元前２７８年初夏，他自沉于长沙东北的汨罗江，实现了《怀沙》中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终极理想。

在长沙，我有许多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来自不同的生存领域。他们可能是生活的成功者，也可能是生活的失意者，但他们大多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人。我从他们身上总是能感受到一些我自身所没有的东西。

郭晓鸣，１９６４年下放在湘东南偏僻山区江永的老知青。顽固的艺术痴迷者。他的外公曾是孙中山的侍卫副官，也是有名的“文夕大火”时的长沙市市长。他在天心古阁旁边开了一家“知青酒楼”，像梁山上的卢俊义一样，在酒楼里接待过全国各地的知青朋友。他还成立了一个“湖南老知青艺术团”，三天两头在酒楼里排练节目，到各个地方演出，并拿了一堆奖品回来。他的酒楼并不赚钱，但他仍然以自己的财力支撑着，并以开这样的酒楼为荣。他在一群年过半百的昔日知青的蹦蹦跳跳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和精神温暖。我经常坐在他的酒楼里，看他和他的战友们排练节目。我有时候十分感慨，觉得一个人只要有某种精神信念，他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罗奇，长沙最传统的商业街中山路上的“四维商场”的老板。白天睡觉，半夜里呼朋引友，在他的家里或是他随时想起的任何一个地方喝酒聊天。喜欢读书，喜欢豪饮，千金散尽，广交朋友。是一个极为爽气率性之人。且又极富正义感与同情心，见人有难，必解囊相助。在他身上，你能感受到长沙人性格中豪放慷慨、肝胆相照的一个面。

陈广生，我现在的街坊。曾当过知青，返城后夫妻二人无正式职业，带着一双儿女，拖过板车，卖过黄泥，挑过土方，开过锯字社、饭铺、粉店、甚至干过疏通下水道和屋顶防漏之类杂七杂八十来种养家糊口的活计，靠着一步一步挣扎奋斗，现在在我所居住的红旗小区开了一家小超市，成了我们这条街上非常殷实的人家。这个仅念过初小的花白了头发的人，几年前忽然一天找到我家来，居然要拜我为师，圆他从小有过的要当一个作家的痴梦。后来，他果然出了两本书，还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他白天忙生意，晚上读书写作。没事时，坐在店堂前，拿把胡琴当街拉出《赛马》和《喜洋洋》来。这个能吃苦的人，这个能把一切梦想变为现实的人，这个乐天向上深藏着狡黠和智慧的人，成了我的好朋友。假如我有什么苦恼，就坐到他的店里来，听他拉拉二胡，冲天打几个哈哈，心情立即就要多云转晴了。

我有一些文章，就是写的这些朋友，这些命运不一，性格不一，但统统有趣有味的长沙人。我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时候，与其说有时是想家，还不如说是想念这些朋友。我的生活是不能缺少这些朋友的友谊和温暖的。

１９８６年，我曾到属于长沙的浏阳大围山乡挂职体验生活。浏阳是世界著名的花炮之乡。这里的农家，做起烟花炮竹来，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浏阳也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故事的革命老区。近现代出过许多了不起的志士仁人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谭嗣同、焦达峰、陈作新、田波扬、潘心源、李白、胡耀邦、王震、王首道、李贞、李志民、宋任穷、杨勇、唐亮……他们都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革命者。他们用自己一生的生命推动着中国革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这里还非常贫瘠。那时我到县城里去，县城还十分破旧萧条。印象里在县城的街上吃饭，冷清的饭铺门前几条瘦狗走来走去，仿佛丈量着寂寞和孤零。几个月之前我和作家王跃文到这里参加文化局举办的一个活动，十多年不见，浏阳变得完全陌生了。当我在商业步行街漫步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些世界著名的商品广告闪烁在大大小小的商店门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浏阳现在有了自己的烟花节。浏阳的烟花在全世界燃放，璀璨着五洲四海的夜空和节日。去年，在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的中国股市，忽然冒出了一家令人瞩目并受到市场资金热烈追捧的新兴的上市公司，她的股票名称异常响亮：浏阳花炮。以做花炮而上市的公司，其行业概念在全世界都罕有，她真的如一只奇异的花炮一样，从浏阳升起，绚烂地绽放在中国股市的上空了。

我没有时间到我曾挂职的大围山乡去看看，但我听说那里已建设成了名头越来越响亮的旅游渡假区，并如同张家界一样，被列入国家森林公园。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沉睡的资源已被开发，革命老区在新世纪里要改变昔日落后穷困的模样了。也许，这才是对那些志士仁人和革命先辈的最好的告慰吧。

１９９７年，我也曾在长沙的友谊商业集团挂副总经理职体验生活，为时一年。我的办公室在东塘友谊商城的四楼。我经常和老总胡子敬以及一些部门经理一起出差，参加各种各样的商品订货会。一晃，几年过去，我在友谊集团挂职的时候它属下只有两个卖场，年营业额也才七八个亿，而现在，它成了湖南省最大的商业集团。它不断地并购、扩张、改制、发展，如今拥有了八个大型卖场，经营场地规模扩展到了１３万平方米，年销售达２２个亿。它已改名为友谊阿波罗商业集团，光荣地跻身于中国５００强企业。我每次经过它的商场和超市，看到人气旺盛，生意兴隆，一种与己有关的豪迈感便油然而生。

两处挂职体验生活的地方一城一乡，如今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感到极为欣慰。长沙，这座古老的城市，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落后和庸俗，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和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随着这个时代阔步前行了。它不能和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比，但它作为我国首批公布的２４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城市，完全可以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闪烁自己既古老又年轻的独特的魅力和光芒。

我父母的家就在黄兴路最南端的南门口。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着妻儿去看我父母。从前从南门口朝北至司门口，是旧长沙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老字号的布店、绸料店、米店、酱园、鞋帽店、南货店、海鲜铺、五金店等等排满了街道两旁，人潮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好不热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唱一首“莲花闹”：

南门口，南门口，

前面汽车压死狗，

后边又喊抓扒手……

足见旧时的南门口，除了热闹，还有混乱与不安。而司门口呢，“马日事变”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被国民党屠杀在这里。这里是闹市，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８日，曾在长沙领导过工人运动的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被国民党凶残杀害，并将其头颅悬于司门口示众，以吓唬长沙的老百姓。我小的时候，从大人口中听说过许多关于郭亮烈士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郭亮带兵抓郭亮”。说的是他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和机智。他是我们长沙望城人，也是不少长沙老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

我父母于去年搬迁了。因为他们的家正在政府旧城改造的规划红线内。政府将从南门口到司门口的旧商业街进行重新扩建，现在这里成了一条宽敞的、像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样的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商业步行街。也成了长沙商业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我父母都是老长沙。父亲还在省立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长沙市一中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其中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我父亲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在《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他的意气风发的新诗《国旗颂》，真诚而热烈地讴歌五星红旗和解放了的晴朗的天空。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我是在读大学时有一回在图书馆查旧报刊时偶尔发现的。他当过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长沙晚报社的党委书记，在他离休之前，他做的工作就是为长沙市编撰市志。他也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是我父亲摄于１９４８年８月的一张旧照片。蓝布学生装的胸前别着的便是省立一中的校徽。那一年他才１７岁，正在念高中二年级。半年之后，父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此之前，他当过学生进步组织“移风社”的社长。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份子。有意味的是那时年轻的父亲眼睛已经近视，但拍照的时候却没戴眼镜，目光深沉而有神。他为什么不戴眼镜呢？

正如照片右上角的题字，这张旧照摄于１９６５年国庆。当时我是浏正街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两个妹妹也都在浏正街小学念书。大妹低我一年级，小妹低我两年级。我父亲不在照片中。因他当时正在衡阳搞社教，是社教工作队的队长，忙得连国庆假期都回不了家。所以这是一张少了一位家庭主角的不完全版的“全家福”。我母亲留着那个时代女干部们都时兴的短发，脸上也展现了反映那个时代精神的笑容。她当时在市政府里管理档案和文件收发。喜欢唱“麦苗儿青来菜花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还喜欢唱“马儿呀你慢些跑哎慢些跑……”而我是少先队的小队长。因此相比两个妹妹我脸上的骄傲显而易见。

我记得我们母子四人在长沙的云芳照相馆照完这张照片后，去了坡子街上著名的火宫殿。这是毛泽东回家乡时最爱吃臭豆腐干的百年老店。那年头，有臭豆腐干吃，有红烧猪脚吃，有八宝饭和猪油烧卖吃，乃是莫大的幸福。１９６５年的国庆，我们母子四人就享受了这莫大的幸福。时隔八个月，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从天而降。这张照片上的所有的笑容全都零落成泥碾作尘了。莫大的幸福成了漫长岁月里偶尔闪现的一星回忆。

在南门口生活了三十年，我父母终于搬家了。有几分眷顾，有几分依恋，但最终是有几分坦然，几分欣慰。他们一生搬过好多回家了。然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长沙。只要在长沙，什么地方都是好。他们有他们的亲人、同事、朋友、加上我父亲喜欢下围棋还有许多棋友，他们更有他们对逝水流年的回忆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他们过得平和而充实，健康又快乐。

而我也快要搬家了。日光流连，我也算是上了一点年纪了。人上了一点年纪，会经常产生回忆。在我的回忆中，最多的是古城长沙的人与事。我想我会用一支笔来好好记录这些人与事，记录我们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记录它的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波澜。作为一个本土的作家，这都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我要把长沙的岁月留在方块汉字里，留在纸上，让后人更多更感性地了解自己的生息之地。麓山巍峨，湘水北去，星移斗转，岁月奔流。我想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粒时空中的尘埃，但是我的长沙却永远不会微不足道，她历千年而不衰，并将越来越年轻，也越来越辉煌。对于她，我内心深处，永远地，只有祝福。

现在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我觉得其实都是互相在抄袭，你从南走到北走一趟会发现，城市的个性、城市这种有文化特色的建筑语言正在逐渐消失。它的个性、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它的一目了然的城市特定的氛围正在消失。

如果用一种声音来概括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长沙就是花鼓戏的声音，花鼓戏是非常热闹的，它的主要乐器是唢呐和锣鼓，所以唢呐一吹乌哩哇啦，锣鼓一敲叮叮咣咣，它代表长沙人性格中的这种热闹，这种火辣，这种干什么事一窝蜂。全都在这种声音里面，我觉得有一种很明显的体现。这座城市就这么一种声音，音乐家谭盾到长沙来采风，有一个记者问：长沙什么声音你感兴趣，他就是说弹丝浪的声音，弹丝浪是长沙的土话，就是死了人以后，摆个灵堂，晚上就在那吹拉弹唱，好像为死者驱赶寂寞，生者赶个热闹，这种声音非常能代表长沙给我的印象，我走到世界各地，听到这个热闹声音，我就能想到长沙。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长沙的话，在五颜六色的里面可能找不到非常确切的这么一种颜色，它是水的颜色，水按说是无色的，但是生活中的各种颜色，它又能投射到水的里面，折射出各种颜色。我觉得水就是长沙人的颜色。就像孔子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说水有一种代表岁月的流动感和沧桑感。我觉得水是无色的，但是它也是有色的。

我小的时候，夏天老人们、小孩们都是把竹床架到街上，当街摇着蒲扇，睡一通宵，老人们就会说很多的故事，从老人的口中，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说长沙人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最终会回到长沙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长沙的南边和株洲湘潭交界的地方，也在湘江河的东岸，有一座山叫韶山，相传就是周召王南巡的时候到过这里，所以这个山就叫韶山，但是这个“韶”中有个“召”字，从声音上、字形上和字义上都有招手的“招”的意思。“招山”就是招手的山。湖南长沙有一座山，就像慈母一样地向游子在招手，这个人不管走多么远，最终是要回到长沙来的，这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在竹床上听老人这么说的。

遥记故园，氤氲清烟映柳，豆棚花架满庭。

一寸二寸之鱼，两竿三竿之竹。

芳桂一枝，自然胜露；修竹数茎，依其向月。

湛湛之露，隔碧瓦而犹凉；淅淅之风，送鸡声而俱远。

多少潇湘旧事，空回首，暮霭纷纷。寒鸦天外，隐隐两三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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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工匠｜明坛散文

作者：明话频道

发表时间：17-10-0811:02优质原创作者

文｜惠子

去年五一起，央视陆续播放了《大国工匠》，宣扬工匠精神。

工匠，亦称手艺人。他们专一执着，技术超群，又本分朴实，安贫乐道。

由此，我想到我眼前的这座小城，一个工匠的漫漫人生。

小城其实不小，是长江沿岸十大港口之一，历史悠久。东汉始建县，经历了南浦，鱼泉，万川，巴东郡，万州等命名，历代更迭。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辟为商埠，1915年日英两国设立海关。1926年设市，1935 年设万县专区。重庆直辖后复为万州区。曾经的成（都）渝（重庆）万（州），川东门户，辖九县一市。那时万州港灯火辉煌，来来往往的船只上客下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的二马路，商铺林立，来往人群川流不息，繁华如成都春熙路，好不热闹。

三峡水库的淹没，使万州半个城沉入江下，重庆直辖建制变化，各县均升格由市直管，庞大的万州地区零落成孤，现只辖13个乡、28个镇、11个街道，总人口168万人，主城区人口53万，幅员面积3457平方千米。古老的万州八大古景尽无，只有西山碑在高笋塘，被四周高楼包围压抑得几乎失去身影，西山钟楼屹立在江边，相伴着长江平湖，继续成为新万州的地标。

工匠的人生也随着古万州的繁荣变化和社会变革而起伏。

工匠生于1926年。15岁左右从万县新田农村来到万州，在二马路上的亨得利钟表店，与当时宁波来万开钟表修理铺的师傅学徒，修理钟表，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工匠生涯。

当时宁波人打天下，江浙商人的沿江上流开发经商，使小城由此流淌着沿海的洋气生活。那时的工匠除了学徒，也接受熏染了一些气息。整洁的中山装，油头顺发，皮鞋锃亮，跳舞打球游泳等，兴趣广泛，还加入袍哥组织。农村娃变成了城市人。工匠聪慧，心灵手巧，学师不久，技术逐渐臻熟。至解放初，工匠工资收入已达5-60元。

工匠1950年参加工作。 195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变化，不少私人企业被合作化，工匠单位被改为二轻企业的钟表店。1957年全国工资改革，确立了企业工人八级工资制。到后来调整工资升级时，工匠已经到了最高段，最后成了倒八级。但二轻企业的性质，社会经济的停滞，老婆和四个孩子成长开支，使工匠家庭生活窘迫起来。到三峡水库淹没单位解散，沦落为无房无生活保障的困难户。后来高龄中，才逐渐得到一些社会保障。

工匠本是生逢于时，在他技术高超时，也是中国钟表业和戴表最时髦最时兴之时。按照工匠技术，他在家里捎带搞点副业，就会使家庭日子又好起来。但是工匠只对工作兢兢业业，在单位是老好人，不多言多语，只埋头干活，工匠的好手艺不仅在二轻局系统尽人皆知，就是全市也有出名。

上至机关领导，下至乡村农夫。那年月，工匠的两个女儿都下乡，来找他的县区乡生产大队各级干部络绎不绝，全为一事，修理钟表。他修的钟表，包你只来一次。如果再来，那必定是又带来其他亲朋好友的。当然这些送到家里来修理的表，基本都是不收费的。

从上海亨得利学习回来，工匠又开始自己画钟表表面，为钟表修理业增加了一项新业务，也使技术丰富多彩起来。那时工匠的工具中有一方端砚，砚头一渔翁坐在乌篷船上垂钓，雕刻栩栩如生。他退休时，一个子女很想要，工匠一如以往的拒绝，公家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回家的。可是后来听说还是被人私藏了，工匠嘴上没吭声，相信他心里是有想法的了。

随着三峡水库的建设，单位住房均被淹没解散，但钟表修理市场还在。可工匠生性老实，没有市场经济意识和胆魄，把大好的挣钱机遇白白丢掉，而只知道为人做嫁衣裳。徒弟级的师傅在市场开店赚得盆满钵满，所遇到的难题就由工匠在背后给他廉价修理解决。

在金钱似乎取代一切的浮躁社会，工匠有时也深感失落，也还在操心着子女的事。但他仍不放弃生活的情趣和对生命的挚爱。家里不大的窗台上，几株三角梅凌空伸展，蓬勃向上。黄角树盘根生长，绿树茵茵。不大的鱼缸随时都有鱼儿欢游。每天浊酒一杯的粗茶淡饭，麻将棋牌的相乐日子，随遇而安，随时而过。

人生悠悠。当子女长大时，工匠已至耄耋。工匠热衷于麻将，不管到哪，子女都围桌相陪。成都的新都宝光寺，三圣乡，浣花溪，黄龙溪，三星堆，金沙遗址，东湖，龙潭水乡，东郊音乐广场，人民公园等地，都留下工匠和子女陪护他的身影。在他80多岁时，还到了三亚大海边。这也算享了一点福吧。

工匠一生安于贫淡，没有远大抱负理想，没值任何家产，但忠厚老实，善待人事，无谄媚之计，亦无整人之心的品质，早已作为遗产留给了四个子女和后人。如果说他有啥愿望，就是他真的好想再活几年，能再看看外孙女结婚。

在初稿中，恰又看到央视播放《匠心》的一期节目《钟表大师》，记述了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李家琪，国家级钟表大师杨作斌的钟表工匠辉煌。而此时，小城工匠的身体，在基本平稳健康八十九年后，在医院反复进出十几次了。突发身体顽疾，使他人生最后遭受了非常痛苦和折磨。他顽强抗争，他强烈地渴望生命的延续，渴望生活的再现。每每想起，使我更多更深地怜爱小城工匠的这平淡人生，唏嘘不已。

技压全城，秉持忠厚，漫漫辛苦，操劳就去大半矣。

娱喜诸趣，祈望岁延，匆匆享乐，安度才来何多哉！

当我还在整理此稿时，工匠终于被病魔击倒，于今日凌晨2点50时驾鹤归去。享年91岁。

此工匠，乃吾老爸也。愿老爸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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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一篇美文道不尽的宦海秘笈（1）

作者：礼乐初心

发表时间：18-01-1323:27

岳阳偶遇范仲淹

1046年，范仲淹57岁。这一年是中国北宋，庆历六年。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五，范仲淹应老友滕子京约稿，完成流传后世的经典名作《岳阳楼记》手稿；这一年，范仲淹在河南邓州任职。

笔者在去年深秋登岳阳楼拍摄

初冬，花洲书院，气温在摄氏零度上下。范仲淹奋笔疾书，七八百字，几乎一挥而就。胸中激愤，畅书为快。他从案几旁慢慢起身，搓搓冻得冰冷的双手，若有所思。

老友滕子京被告发滥用公款，要不是自己和几位同僚极力保举，远不止降一级，调任巴陵郡。这位自己一直关照的小弟颇懂自己的心思，没有给自己丢脸。庆历四年春一上任即大刀阔斧整顿吏治，除弊革新，为民减轻负担，引来当地百姓一片赞誉声。对建筑学颇有些研究的滕子京，很快将杂草丛生的岳阳楼修葺一新。洞庭湖畔立刻气象为之一变，引来久违的人声鼎沸，商贾纷踏聚来。特别是入夜上灯以后，岳阳楼附近商家生意兴隆，连绵灯火，湖面通亮，琴瑟角鼓，一派繁荣景象。

范仲淹积极倡导和参与的庆历新政，在长江以南，湘水以北的巴陵郡，不嫌“江湖之远”，竟然着实红火了一把。范仲淹对滕太守执掌一方之土的积极谋政，表现出来的干练，不怠政精神，无比欣慰和称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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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得罪，就立马和你桥归桥路归路的星座

作者：德锟说情感

发表时间：18-11-0115:08

特此声明：本文由德锟说情感独家原创、发布！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得罪别人，但是有些人得罪了会得到对方的理解，对方也会很大度，不会和自己计较，但是有一些人得罪了就难以弥补，难以解决，甚至会和你划清界限，不再联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yea，稍有得罪就立马和你划清界限，桥归桥路归路的星座吧。

射手座

射手座的人，他们平时生活中非常的热情开朗，善良大度，在人群中是很好交往的一类人，就算有人得罪了他们，他们并不会往心里记，更不会说去报复对方他们不记仇，但是这往往建立在原则和底线之上，如果有人触碰了他们的底线。

那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则性的问题，他们会非常的较真儿触及底线的问题，他们也会很难做到宽容与原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你划清界限，但也不联系，因为你一旦得罪了射手座的人，他们的内心是无法在第二次原谅你的。

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小任性和小冲动，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是很擅长人际交往的他们有一双会说话的巧嘴。总会把他人哄得特别开心，对待不同的人他们也会说出对方想听的话。和他人相处起来，他们也会比较热情开朗，他们的骨灵精怪也会带给他人很多的新鲜感和乐趣。

如果你犯了一些小错误，或者是对他们发了小脾气的话，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反而会包容你，但是如果你欺骗他们，得罪了他们，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你们的关系就难以再维持下去了双子座的他们也不愿意再和你相处了。

水瓶座

水瓶座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很成熟稳重，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在人际交往方面，他们会隔一段时间就清理自己的朋友圈，只要是他们所喜欢的人，他们会真心相待，对你百般呵护体贴，但如果是讨厌的人，他们是不会和你有任何的联系。

甚至会把你从他的朋友圈中立即清除，如果作为他的朋友，你把她得罪了，他们会先在你们的交情上不跟你计较，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原谅你了，如果在稍有得罪，那他们可能会就和你划清界限，这并不是他们的度量小，而是他们容不下有任何不纯洁的感情和关系。

编辑：李思佳/审稿：蔡虹强/本文为德坤说情感作者原创所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的改编、转载。（文章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作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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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很亲密，实则和你交情并不深的星座

作者：德锟说情感

发表时间：18-11-0114:53

特此声明：本文由德锟说情感独家原创、发布！

生活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热情开朗，善良大方，总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是有些人表面上非常的热情，但实际上就和你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就交往罢了。往往很多人会被他们这种热情开朗的表面所蒙蔽双眼。却不知道他们有一颗冰冷的内心。

射手座

射手座的人，他们的热情开朗，活泼大方是众人所皆知的，他们比较随性，自我爱好自由，往往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就像风一样，是我们所捕捉不住的。在人群中，他们的热情是非常好相处，他们也不缺少幽默感，总会给人带来欢乐。

但这只是表面而已，他们跟谁都会这样，但是如果论真心谈交情的话，却往往很少会有人和他们真心相对。很多时候在表面上看起来你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话聊得非常的投机，但是他对你到底有几分真心去值得你好好深思熟虑一下。

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他们有一双能言善辩的巧嘴。这张嘴总能说出很多甜蜜动听的话语，总会把身边的人哄得非常的开心，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因为这一个优点，使得他们的吸引力变得非常的大。所以在人群中他们的人缘也是相当好的。

但是他们也有非常狠心的一面。在和朋友的相处他们非常在意相互的坦诚，一旦发现对方对自己有所隐瞒，有所欺骗，他们对这段感情的信任度就会降到最低，如果触及到他们的原则和底线，他们会果断的放弃这段感情，就算是在多年的交情，他们也能说放下就放下，不会给你留任何的余地。

处女座

处女座是一类完美主义者，他们在生活中力求完美，对每一个细节都认真严谨，不管是自己的内在还是外在他们都有很高的标准，他们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应该做到起码的信任与坦诚，所以他们非常在意和对方两人之间的忠诚度，他们往往也是用这种忠诚度来衡量两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他们真心相待的人，他们是不会付出真心对你的，更不会把你放在心上，但如果是相处了很久之后，突然某一天欺骗了他们，他们就会快刀斩烂乱码很果断和决绝的把这段感情割舍他们的这种果断与狠心，也是受他人所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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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之风：商界翘楚“乔致庸”及“一文钱”的故事

作者：王姐谈历史

发表时间：18-12-2808:10

祁县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社会的底层一步步发展，终得以成就荣华富贵。乔家先祖乔贵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汉，迫于生活，出走口外。他先是给人当伙计，干杂活，后与秦姓合伙开了一家草料铺，并磨豆腐，生豆芽，做烧饼。由于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苦心经营，生意日渐兴隆。后来，他们开设商号广盛公，经营绸缎布匹、副食杂货等，有时也做粮盘、钱盘、贩马等生意，渐渐成为包头小有名气的财东。乔贵发后来回乡娶了一个寡妇，带有一个儿子，又生了二子。乔贵发告老还乡后，他的三个儿子接手经营，后来改名为复盛公，以乔姓“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和秦姓“三余堂”的名义合股开设。以后秦姓子弟过度挥霍，人不敷出，最后从商号退股，由乔家独资经营。

乔家后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字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复字号的兴盛，除了经营灵活，审时度势、取信于人外，在资金使用上的统一调度使用，也是其成功的秘诀所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的公积金都存在统事“德裕永堂”名下，俗称“厚成”，东伙都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紧急需款时才准支用。在内部管理上，复字号之中连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嫖妓和纳妾，不准吸大烟、吃馆子。如有必要应酬，须经坐柜大先生许可才行。职工做事出色，立刻破格提升，并加身股；:遇有犯错，就要给予处罚，或开除，或抹去身股，或减其劳金。总之，要做到赏罚分明。

经过乔家几代人的努力，终至家业兴旺，显赫于世。“在中堂”在国内尤其是北方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它开设的生意字号，其财力与影响，在国内都是举足轻重的。“在中堂”当时主要经营粮、钱、当等行业。乔家创业于清代乾隆初年到20世纪40年代，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打击下，终于衰败，历时达200多年。当年，“在中堂”房产、地产颇多仅包头就有房屋1000多间。乔家堡作为乔家的家乡，有士地200多亩，房屋400多间。在祁县城内及北京天津、太原等地，也有一些房产，至于家中的金银、古玩、珍宝，那就难以讲清了。时至今日，乔致庸的创富传奇仍然让人感觉心潮澎湃。一个好汉三个帮，乔致庸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超级富豪，眼他慧眼识オ，知人善用也是分不开的。他始终显得很谦恭，对那些有オ华的人很看重，不借花大价钱聘用他们。

乔致庸的成功离不开他的三大职业经理人。其中一位是他的高级顾问孙茂才。孙茂オ，原本是个卖花生的。当初在前往太原赶考的时候，乔致庸跟他还因为几颗花生米起过争执。后来二人在龙门口舌战主考官，不由得惺惺相惜，促膝长谈之后，觉得很投机。适逢乔家大难临头，孙茂才前来投奔。几乎乔家所有人都看不上这个穷秀オ时，乔致庸却力排众议，以300两白银的年薪聘请孙茂才给他当掌柜。在当时，300两白银的年薪可是天价，那时山西一个知县年薪也不过区区50两白银。事实证明，乔致庸确实有独到的眼光，孙茂才确实是一位优秀的经商人才，加之与乔致庸的私人关系，他又扮演着“军师”的角色，不仅为乔致庸策划，也为其本人和家庭出主意。

当乔致庸用当年达盛昌对付他大哥的办法来对付达盛昌时，准备将仓库里囤积的高粱和草料全部卖给达盛昌时，孙茂才却站出来劝乔致庸得饶人处且饶人，并劝说乔致庸为山西商界树立榜样，确立诚信经营的典范。乔致庸从谏如流，将祖辈留下来的商规信条进一步完善，确立了乔氏家族义、信、利的商规，并对乔氏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乔致庸的举措虽然引起商界元老们的极力反对，但他凭借巧妙的策略成功推行了自己的商业思想，在商界树立了少年英才的威信。后来，乔致庸准备重新打开南北丝茶通道，得到了孙茂才的大力支持。随后，乔致庸又北上恰克图，抵达中俄边境，跟俄国人签订了边贸备忘录。从此，乔氏企业算是走出了国门，为不久之后进军票号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惜，人心难测，孙茂才被接连不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汇通天下这个目标上与乔致庸意见相左，俩人渐渐开始疏远。到后来，孙茂才经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中了达盛昌崔大掌柜的美人计，准备诱骗乔家大奶奶，也就是乔致庸的大嫂，与乔家平分家产。孙茂才这样卑劣的行径令对他有知遇之恩，将他引为知己的乔致庸感到无法接受，雷霆震怒下，将之辞退。乔致庸一生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一文钱”的动人故事，是有关一个苏州布店的来历。

曾经，有两个年轻的徽州商人，姓名已经不能考证，就称为甲乙二人他们结伴去苏州做生意，但是刚到苏州两个人就沉迷于苏州的繁华，拿着钱寻欢作乐，任意挥霍，忘记了来苏州的目的。一段时间以后，两个人还沉醉于苏州的灯红酒绿时，身上带的银子已经花光了。他们只能靠乞讨维持生活，这时两个人才开始后悔。到了年底，看着别人开始准备过年，他们却没有脸面回家见父老乡亲。悲伤之余，甲从口袋里摸出一文钱，使劲扔在地上说:“曾经那么多的钱都被我们挥霍了，只剩下这一文钱，有什么用呢？不如扬了算了。”乙此时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赶忙去捡起那一文钱，说:“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文钱，我们得珍惜啊，说不定我们凭借它能时来运转呢。

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甲仍旧有些低落，就没说什么。一会儿，乙带着许多竹片、稻草、旧纸和鸡鸭毛回来了。甲好奇地问:“你这是做什么呢？”只见乙魔术般地拿出一袋面粉，和水调匀成糨糊，然后用草把竹片绑住，外面蒙一层旧纸，在旧纸上用糨糊粘满鸡鸭毛，一只逼真的禽鸟就做出来了。甲惊奇地问:“我们现在露宿街头，只能喝西北风，你还有心思做这种小玩意？”乙只顾笑不说话，继续做着各种各样的禽鸟，一晚上就做了二三百只。第二天一大早，乙就把甲喊起来，带着昨晚上做的禽鸟来到了附近的热闹集市。游人越来越多了，甲乙二人把禽鸟摆好以后，女人孩子看见这些禽鸟做得如此通真都抢着购买，一天的工夫，这二三百只禽鸟就卖得一只不剩、净挣静了四五千文。

这时甲才佩服起乙的心灵手巧，他也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向道:“昨晚我扔的那一文钱，你拿去做什么了？”＂乙笑一笑说：“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街上捡的，你那一文钱我用来买面粉做糨糊了，你看，都用来粘鸡鸭毛了！”二人开心地笑起来。后来，两个人努力进取，采购了各色纸张、鸡鸭毛，晚上一起做花、鸟、人、兽，白天一起去叫卖，两个月下来，居然挣了300万文。有了资本，这两个人便商量正规地做生意了，就选择了苏州布业最发达的地区开设了一个布店，并在布店的门牌上写了三个大字“一文钱”，表示对那误人歧途的艰苦岁月的铭记。据说这家布店历经200年仍然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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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成都人的活法

作者：水煮历史

发表时间：17-12-2515:53

成都是府。成都是天府。

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宝贝。由此可知，一个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称号，当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战国策》云：“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汉书·张良传》也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说法。不过，两书所说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地区。后来，成都平原的优势明显超过关中平原，“天府之国”的头衔，便几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专利。

说起来，成都号称“天府”，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摄氏17度，平均降水量约980毫米，气候之好，是没说的了；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也是没说的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在咱们中国，更是首屈一指。民谚有云：“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无非说的是广州菜肴好，苏州丝绸好，杭州风景好，而柳州棺木好。但要说都好，还是成都。广州、苏州、杭州、柳州的好处，成都都有，却无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夙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活死”、“安乐死”，是“死得其所”吧？

更何况，成都的文化积累又是何等厚实两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不消说了，唐宋的李白、三苏也不消说了，王维、杜甫、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镇、贾岛、李商隐、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哪一个和成都没有瓜葛，哪一个没在成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章？武侯祠、薛涛井、百花潭、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望江楼、王建墓、杜甫草堂，哪一个不是历史的见证，哪一个没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如此之多文化积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几个吧？

这就是成都。诚如王培苟《听雨楼随笔》所言：“衣冠文物，济于邹鲁；鱼盐粳稻，比于江南。”成都，确实是我们祖国积累文化和物产的“天府”。

物产丰富，吃食就多；文化丰盈，话题就多。于是，成都人的一张嘴，就怎么也闲不下。成都人能吃也会吃，能说也会说，吃能吃出花样，说能说出名堂，而最能体现成都和成都人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馆。

一、成都的茶馆

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丽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详《武汉三镇》一章），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沦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沦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人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

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决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阿欠出了门，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痛。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只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

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

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门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领、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 二、龙门阵

俗话说，树老很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爱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一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门阵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不消说得，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爱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欢摆龙门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爱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门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人大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满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门阵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图三十九）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爱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门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门阵

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脱”；“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

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蛤蟆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尽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

又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说话，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过什么瘾？当然是过嘴巴瘾。事实上，成都人说话，除了有事要说外，更多是说着玩，颇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成都人是非常爱玩的。在成都，熟人见面，除问“吃了没有”外，多半也会问“到哪儿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同时伴以“吃”和“说”。（图四十）不管是郊游远足，还是游园逛街，都必须有好吃的，也必须一路说将过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还要泡泡茶馆。如果走了一路，居然无话，那就只能算是“赶路”，不能叫做“耍”如果居然又没吃没喝，那就无异于“苦差”，更不能算是“玩”。所以，无论什么豪华新鲜的场合，如果没有茶喝，没有好东西吃，不能尽兴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顾。反之，只要能大摆其龙门阵，那么，不拘到什么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实上，说起“到哪儿去耍”，在成都人那里，也就多半是到哪儿去喝茶聊天的意思。总之，说话，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内容，甚至直接地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询所说，成都人的说话，“更多地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成都人》）。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成都人为什么爱说会说了：好玩嘛！

成都人确实爱说话玩儿。对于成都人来说，最惬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馆摆龙门阵，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在自家当街门口，露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至于谈话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成都菜一样，随便什么都能下锅，随便什么都能下嘴。因为说话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说得开心，说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开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样，玩出水平。成都人说话特别有味道：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状态。比如一个东西很薄，就说是“薄飞飞”的；很粗，就说是“粗沙沙”的；很脆，就说是“脆生生”的；很嫩，就说是“嫩水水”的。又比如一个人很鬼，就说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说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说是“凶叉叉”的；很软，就说是“软塌塌”的。至于傻，则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宝筛筛”三种说法。总之，文章都会做得很足。

注重状态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于表情的眉眼也就当然是大做文章之处。所以，成都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眉眼上去比如：贼眉贼眼（贼头贼脑）、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里呱叽）、假眉假眼（虚情假意）、烂眉烂眼（愁眉苦脸）、懒眉懒眼（懒洋洋地）、诧眉诧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发愣）等等；而吝啬、爱喳呼和没味道，则分别叫做“啬眉啬眼”、“颤眉颤眼”和“白眉白眼”。看着这些词，我们不难想见成都人说话时的眉飞色舞。

总之，成都人说话，就像他们喝酒吃菜，讲究劲足味重，凶起来凶过麻辣烫，甜起来甜过三合泥。讲起怪话来，更是天下无敌手，相当多的人，都能达到“国嘴”级水平。比如“文革”中流传甚广，讽刺当时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的“段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旧本电影，内部卖票”，据说“著作权”便属于成都人。还有那个讽刺公款吃喝的“段子”：“过去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据说“著作权”也属于成都人。不信你用成都话说一遍，保管别有风味。

的确，成都人是很会损人的。这一点很像北京人。不过，两地风味不同。成都人损起人来，要“麻辣”一些，比如把执勤队叫做“二公安”，把某些喜欢赶时髦的人称作“业余华侨”就是。当华侨没有什么不好，但“业余华侨”则有假冒伪劣之嫌。成都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尽管他们也要面子爱虚荣讲排场），因此特别讨厌装模作样。一个人，如果在成都人面前装模作样，而这个成都人对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哟，鸡脚神戴眼镜，装啥子洋盘嘛！”鸡脚神不知是什么神，但其所司不过鸡脚，想来也级别不高。如果居然也来摆谱，当然也就可笑。所以，跟在后面的往往还有一句：“不晓得红苕屎厨干净了没得。”

成都人当然并非只会损人。他们也会夺人、捧人、鼓励人，会替别人辩护，或者声张正义打抱不平。比如“吃酒不吃菜，各人自己爱”，或“大欺小，来不倒（要不得）”什么的。反正不管说什么，成都人都是一套套的。而且，这些套套还能不断创新，比如“你有’飞毛腿‘，我有’爱国者‘，小心打你个萨达姆钻地洞”之类。

这就是功夫功夫是要有人欣赏的，嘴上功夫也不例外。武林中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武功，就摆擂台，开比武大会；成都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嘴功，就摆龙门阵，而茶馆则是他们显示嘴功的最佳场合，所以成都的茶馆便久盛不衰。显然，摆擂台也好，摆龙门阵也好，都是一种展示，一种显摆，也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

那么，成都人又是怎样一种活法。

, 三、小吃与花会

成都人的活法，一言以蔽之曰：安逸。

和前面说过的厦门一样，成都也是中国少有的几个特别好过日子的城市之一。除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外，成都还有两大优点：服务周到和物价低廉。因为成都东西多，人也多。东西多，物价就低；人多，劳动力就便宜。所以，成都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东西和服务。这些都比厦门强。再说，厦门毕竟还有台风，成都有什么天灾没有。

因此，成都人也和厦门人一样，活得舒适而又悠闲。而且，他们也都嗜茶，都爱把自己的光阴泡在茶里。更有趣的是，他们也都和“虫”有些瓜葛：厦门属闽，是“门中之虫”；成都属蜀，是“腹中之虫”。三国时，蜀臣张奉出使东吴，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这边的薛综便讽刺说：先生知道什么是“蜀”“有大为犭蜀，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人其腹。”这当然是笑话，因为“蜀”的本义并非“腹中之虫”，而是“葵中蚕也”。但不管怎么说，厦门人的确比较“恋家”（与门有关），而成都人则比较“好吃”（与腹有关）。

成都人的“好吃”，是连成都人自己也不讳言的。你和成都人聊天，只要说到吃，即便再木讷、再疲惫的人，也会立马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且恨不得立即拉你上街去吃，或者立即做出来给你吃。的确，成都街面上饭馆小吃店之多，简直多如牛毛；成都人烹调手艺之好，也可谓举世无双。如果说同样“好吃”的广州人“人人都是美食家”，那么，“会吃”的成都人便“人人都是烹调家”。成都的家庭主妇，几乎无不人人做得一手好菜，男人们则往往也有一两手“绝活”。因为在成都，一个人，尤其一个女人，如果居然不会做菜，那是很丢人的；而如果手艺出众，技压群芳，则足可引为自豪。我曾在成都人家做客。女主人每天上班前，都要为我们做好早饭，餐餐四菜一汤一点心，而且一个月下来，居然天天不重样，让我感动之余，也叹为观止。早饭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一家一户如此，其余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成都人的家常饮食是毫不马虎的。他们可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就打发一餐。上班族的早餐午饭可能要将就一点，但晚饭决不将就。而且，正因为早餐午饭凑合了（也就是成都人自认为凑合而已，其实并不会太差），晚饭就更不能含糊。“堤外损失堤内补”嘛！所以，一到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家家户户就会锅盆齐响菜香四逸。

这还不说。他们隔三岔五还要上街去“打牙祭”。“打牙祭”原本是贫穷困难时期的事。那时，难得有点肉吃。天天萝卜白菜、白菜萝卜，嘴里都要淡出鸟来，无用武之地的牙齿也有意见，因此得弄点鱼肉，祭一祭它。然而现在成都人的爱上餐馆，却纯粹是“好吃”。在他们看来，家里饭菜再好，也比不上餐馆（否则要餐馆干什么）。餐馆里，花样多、品种多、水平专业，价钱又不贵。如果不隔三岔五进去吃吃，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餐馆。

所以，成都人便总能为自己找到进餐馆的理由：下班晚了啦，忘了买菜啦，逛街逛累了啦，甚至懒得做饭啦，都行。如果来了客人，那就更要到餐馆请吃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成都一次，不陪人家去吃吃，怎么说得过去？

由是之故，成都的酒楼、饭馆、小吃店、火锅铺，便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对于成都人来说，吃，早已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享受和活方式。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吃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好。成都人的所谓“吃好”，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丰富，品种繁多，风味独特，花样翻新。只吃一种东西是不能算吃好的，只在一个地方吃也是不能算吃好的。这就非上街满城去吃不可。甚至不少人即便在家吃过了饭（当然一般是指晚饭），也仍要上街去，随便买点零嘴，弄点小吃，或者坐到街边店的摊摊上，烫他几把竹签穿着的“串串香”吃吃。可以说，爱不爱上街吃，是区别成都人和非成都人的紧要之处，而最正宗的成都人，则还会在家吃了也上街。他们上街，也许原本只不过随便逛逛。但只要上了街。就会忍不住吃点什么。这也不奇怪。“吃在成都”么。在成都，不吃，又干什么？

吃在成都，也可以理解为“在成都吃”。

在成都吃，确乎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一是方便。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酒楼、饭馆、小吃店，随便走到哪儿都不愁没有吃的。二是便宜。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吃饱吃好，真真正正的“丰俭由人”。三是精美。成都的菜肴也好，小吃也好，都相当地讲究滋味和做工，并非一味以麻辣刺激青苔。成都的厨师，心灵手巧，善于思索，勇于借鉴，肯下功夫，做出来的吃食自然精美异常。光是汤菜，就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肚不白，无肘不浓”的讲究。最讲究的餐馆，则不但讲究“美食美器”，而且讲究“美景美名”。坐落在成都西门外三洞桥旁的“带江草堂”，小桥流水，翠竹垂柳，竹篱茅舍，野趣盎然。其名，系取自杜诗“每日江头带醉归”；其肴，则有烷花鱼、龟凤汤、软烧子鲢等等。坐此堂，临此景，食此肴，真会顿生“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意。

当然，在成都吃，并不一定非上这些名店不可。成都可去的地方是何其之多，好吃的东西又是何其之多光是小吃，就品种繁多，数不胜数：油茶、麻花、撇子，凉粉、肥肠、醒糟，担担面、铜锅面、师友面，蛋烘糕、蒸蒸糕、豌豆糕，三大炮、叶儿粑、鲜花饼，珍珠丸子、小笼包子、糖油果子，你便浑身是嘴，也吃不过来。

更何况，这些吃食的内容又是何等丰富比如蛋烘糕，用糖就有白糖、红糖、蜂糖几种，包馅则有芝麻、核桃、花生、樱桃、肉、菜等多种。所以，光一种蛋烘糕，就够你吃一阵子的而且，即便是小吃，制作也十分讲究和精美。比如春熙路龙抄手，就有原汤、炖鸡、海味、清汤、红油多种，而担担面则需用红油、花椒、芽菜、葱花、酱油、味精、醋等作调料，再加“饣召子”，好吃极一锦城小吃甲天下“，这话一点也不假。

成都的吃食，除小吃极多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字号和品牌。成都有不少老字号，各有各的拿手好戏，比方说洞子口凉粉，铜井巷素面，矮子街抄手，金玉轩醒糟，三义园牛肉焦饼，长顺街治德号小笼蒸牛肉等。人们要吃这些东西，多半会认准了这些字号。即便不过是小吃，也有品牌，比如龙抄手、韩包子、谭豆花、郭汤圆、二姐兔丁、夫妻肺片等。有的在品牌之前，还要再加上街名地名店名字号，以示正宗和郑重，如总府街赖汤圆，荔枝巷钟水饺，耗子洞张鸭子等。似乎如果不是”张鸭子“而是”李鸭子“，或这”张鸭子“不是”耗子洞“的而是”猫儿洞“的，就吃不得。显然，只有成都人，才会吃得这么仔细、认真。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吃食的品牌，多以创作者、发明者或制作最精美者的姓氏来命名。比如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就是一位脸上微麻的陈姓妇女所发明；而”夫妻肺片“，则是郭朝华、张田正夫妇所创制。此外如邹鲢鱼、赖汤圆，也因邹瑞麟师傅烹制的鲢鱼、赖源鑫师傅制作的汤圆特别精美而得名。当然，别的地方，也讲字号，比如北京有全聚德烤鸭，上海有社六房酱兔。但以厨师姓氏来做品牌的，似乎只有成都。这说明什么说明成都人既好吃，又讲义气。因为好吃，所以精于辨味；因为重义，所以不忘人恩。可以这么说，不管是谁，只要他为成都人发明了制作了好吃的东西，好吃而又重义的成都人都不会忘记他的功劳，都要充分肯定他们的”发明权“和”著作权“，而无论其名气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比如”东坡肘子“和”宫保鸡丁“的始作俑者一个是大文豪（苏东坡），一个是大官僚（挂”宫保“衔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而”麻婆豆腐“和”夫妻肺片“的创制人却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发明”龙眼包子“的病胡子廖永通和发明蛋烘糕的师老汉，也是普普通通的平民。这又说明成都人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至少做到了”味道面前人人平等“。

成都人是讲吃的，成都人是懂味的，成都人也是尊重厨师劳动的。

成都人的爱玩好要，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史书上屡有成都人”勤稼穑，尚奢侈，崇文学，好娱乐”或“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喜虚称”的记载。陆游诗云：“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至浣花溪。”所写即成都人游春之事。可见成都人春来踏青的传统，也是古已有之。成都人喜欢户外活动。他们甚至是会把自家屋里的饭桌都开到露天坝里来的。至于郊游，便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成都人既然一年四季都爱户外活动，风和日丽的春天，自然不可放过。据史载，每年春夏之际，光是游江，就要游两次。第一次是二月二，俗称“踏青节”。届时，由成都最高行政长官领头，率官吏幕僚眷属，分乘彩船数十艘，以乐队船为前导，浩浩荡荡，顺江而下，城中士女云集围观，号称“小游江”。第二次时为四月十九，系“烷花夫人”生日。是日成都官民，倾城而出，自烷花溪乘彩船，顺流而下至望江楼，上下穿梭，往来如织。锦江之上，“架舟如屋，锦似彩绘，连墙街尾，荡漾波间”，萧鼓弦歌，不绝于耳，号称“大游江”。不难想见，那可真是“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

正因为成都人爱玩好耍，所以他们为自己设计的娱乐游玩的节目也特别多。即以正月为例，就有鸡日（初一）游庙，牛日（初五）送穷，人日（初七）游草堂，十六游城墙等说法。正所谓“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最热闹的则是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举国同庆，成都人自然不会放过，便在青羊宫大办其“灯会”。成都的灯会，自唐代起便很有名，至清代更是盛况空前。清人李调元诗云：“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成都灯会这样一幅民俗风情画。

有如此之多的节目，于是一个“正月”，便几乎成了“玩月”。但成都人还嫌不过瘾，又在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十五，以这一天是百花生日（俗称“花朝节”）为由，大办其“花会”。“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当劳点缀贺花神”（清人蔡云诗）。有此“正当理由”，再加上这一天“碰巧”又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成都人便比自己过生日还要高兴，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直奔那两神并祭的青羊宫而来。

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成都人一样，广州人也讲吃、嗜茶、好玩、爱花，因此广州也有早茶和花市。广州的花市和成都的花会，无疑都体现了两地市民对生活、对春天、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但又多有不同：广州的花市在春节前，成都所花会则在二月份；广州人赴花市的目的主要是看和买，成都人赶花会的目的则主要是吃和玩。所以广州的花市是花儿们唱主角，成都的花会却是“百花搭台，吃玩唱戏”。盆栽根雕、花种草籽、竹编泥塑、糖马面人，纷纷登台献艺；三大炮、拌凉粉、卤肉夹锅盔、芥末凉春卷，样样美味诱人。临近县份的名小吃，如崇庆黄醒糟，郸县唐场鸭，双流肠肠粉，怀远叶儿粑，新都桂花糕，灌县丁丁糖，也都赶来凑热闹。成都人在这花会上，边逛边看边吃边玩边摆龙门阵。吃够了，玩够了，说够了，再每人买一个风车车带回去，实在是惬意极了。

这可真是所谓“借花献佛”了，只不过这“佛”就是成都人自己而已。事实上，在吃与玩两件事上，成都人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也从来不会落于人后的。许多外地人都发现，成都市内和周边，都有不少好玩可玩值得一玩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成都人开发出来的，而且成都人还在继续开发。这似乎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发展“旅游事业”。但是，别的地方开发旅游景点，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地游客，赚外地人的钱；而成都人开发旅游景点却首先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赚本地人的钱，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成都人自己更爱玩。那么，管他赚钱不赚钱，咱们自己先玩一把再说。

的确，玩，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成都人大多是些“顽童”和“顽主”。为了生存，他们当然也要工作。而且，和大多数四川人一样，成都人既聪明能于，又勤劳肯干。干出来的活，就像他们做出来的菜一样，既中看，又好吃。但是，在成都人当中，却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狂”。要他们像日本人那样为了工作而放弃娱乐，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宁肯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玩。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工作，则他们便很可能把工作也变成了玩。

事实上，成都人是有本事把几乎一切事情都变成玩的。比如办丧事，在别的地方是很苦的事，在成都人这里却是好玩的事。灵堂，一定要扯到露天坝里；音乐，自然是不可或缺；因为守灵要熬夜，便“只好”多开几桌麻将；因为吊丧太辛苦，“当然”要备酒答谢，而且还要开“流水席”。于是，成都人的丧事，便在鞭炮声中、麻将声中、猜拳劝酒声中和一哥哥妹妹“的情歌声中，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过年还热闹，还好玩。

又比如炒股，也被成都人当作玩：赚了钱趁机摆宴请客大吃一顿，赔了本便把自己的遭遇当作龙门阵拿到茶馆里去摆，反正赔了赚了都好玩，也就不玩白不玩。事实上成都人的热衷于炒股，也因为好玩。据林文询《成都人》一书云，成都的股市，最早设在一条名叫”红庙子“的小街，其景观有如集贸市场，闹哄哄的，极不正规。但惟其如此，才格外吸引成都人。更何况街两边都被街坊们改造成了临时茶馆，股民们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观赏股事风云，快活死后来，证券交易所正式建成，炒股成了正儿八经的事，不好玩了，据说股市便冷清了许多。看来，股市，在成都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花会“而已。

这就实在颇有些”成都特色“有谁会把炒股当作好玩的事成都人就会。在成都人看来，赚钱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生活的目的。成都人总爱说：“钱是赚得完的么？”当然赚不完。然而日子却是过得完的。谁也不可能真的“万寿无疆”，有限的光阴显然比赚不完的钱更值钱。因此，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抓紧时间赚钱。钱嘛，有一点够用就行了，享受生活则没有够，因为那要到生命结束的一天。

所以，为了玩，成都人舍得搭上时间，也舍得花钱。一个成都人对我讲，有一次他们几个成都人到上海去，看了外滩又想看浦东，便去“打的”。没想到的士司机说，到浦东用不着打什么“的”的，摆渡过去就好，省钱多上海的这位的士司机显然是一片好意，可成都人却不领情：“安心要耍，省啥子钱么？”

于是我们一下子就看出了两地文化性格的差异：上海人精明，成都人洒脱。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的差异所致。成都是一个闲适的城市。成都平原很富庶，所以赤贫者不多；四川盆地很闭塞，所以暴富者也不多。成都的消费主体，是一些不太富也不太穷的小市民。他们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赚到几个小钱，过上还算过得去的小日子，当然也就希望不必伤太多的脑筋费太多的事，就能享受生活。这正是那些成都小市民虽然赚钱不多，却仍要光顾茶馆火锅店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赚了钱就要花，花完了再去赚就是。但只要够花了，就行，不能为了赚钱耽误享受，也不能为了享受丢掉洒脱。因为洒脱和闲散，才是真正的享受。

因此，我们在成都，常常不难看见满街都是闲人，至少是让人觉得满街都是闲人。因为走在街上的人都是步履悠闲的。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周看着，不时在衣店鞋摊摸摸翻翻，在杂食店小吃摊买些零嘴吃着。总之，这个城市的节奏是慢悠悠的，和同为川中的重庆正好相反。成都人总是这么嘲笑重庆人：“翘屁股蚂蚁似的，急急忙忙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在成都人看来，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而应该“慢慢走，欣赏啊”！如果说，武汉人是把他们的艰难人生变成了“生命的劲歌”（详下章），那么，成都人则是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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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遇：青龙巷

作者：泉州网

发表时间：02-1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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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木生/摄

泉州市鲤城区青龙巷

泉州市临江街道隘南社区

许志荣/摄

青龙巷位于泉州古城的城南片区，在老辈人口中，习惯称其为“新巷”，青龙巷南起港仔墘，北抵横街，全长两百余米，巷尾有一座青龙宫，巷子便因此得名。

杨木生/摄

青龙巷历史悠久，在宋代就已初具规模，“金青龙，银聚宝”之说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足见二者在繁荣的刺桐港起着金融商贸的重要作用。聚宝街是国内外珍宝交易之地，旁边平行的青龙巷则提供货币兑换、货物典当服务，堪称“千年金融街”。巷首的来远驿遗址，记载着古代接待外国贵宾的历史，巷尾曾经的八卦沟，又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城南故事。

这里曾是富商聚集之地，巷中至今保存着不少清代闽南传统院落式民居和东西合璧的洋楼，还有青龙宫供奉的保生大帝，护佑着一方的平安。

李妙森故居：多元文化巧交融

青龙巷5号

走进青龙巷，在龙头地段，首先可以看到一栋高耸的洋楼，这是菲律宾华侨李妙森的故居，据李家的嫡长房长孙李良晶介绍，此前有报道称这座洋楼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这是不对的，按房契上记载，这座洋楼建于1934年，门楣上是李氏“陇西衍派”的堂号，落款的乙亥年是1935年，应该就是建成时间。

故居大门总体保持了闽南民居的特色，在门前用烟炙砖修筑了两根西式的外廊，两侧拱门的造型是伊斯兰风格，墙面上贴的是又南洋风格的瓷砖，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却不显突兀。

大门两侧的瓷砖很有特色，据李妙森的孙子李天赐介绍，瓷砖是当年建房时从南洋引进，上面的象头人身形象，是印度教中的神祇犍尼萨，犍尼萨是印度教及印度神话中的智慧之神、破除障碍之神，也是印度最具人气之神，这一形象传到东南亚多个国家，形象也逐渐多元化，影响深远。

瓷砖历经80多年，色泽依旧鲜明，细看之下，象头神的只有左牙，右牙断裂，这是因为在印度教神话中，象头神曾得到神仙传授知识，由于内容太多，笔写坏了，象头神情急之下折断自己的右牙，继续蘸墨书写，以致有了断牙形象。

瓷砖上的象头神手持莲花、念珠等物，右腿盘起，左下角有一只的黑色老鼠，这是象头神的坐骑兼好友，在印度教中是一只招财的吉祥物。

大门左右两侧，还有着一副砖雕藏头联“青峰紫气，龙垵流芳”，不仅点明了李氏家族的来历，还与“青龙巷”的名字契合，颇见风致。

天井中有两根与门前造型一样的廊柱，有特色的是，廊柱与地面相接处，还各设置了一个方形出水孔（如图所示），据李天赐介绍，这是当年从南洋引进的先进建筑理念，每到下雨的时候，楼顶的雨水便通过中空的廊柱，从出水孔涌出，雨大的时候，水能喷出半米远，这两根柱子既有排水的作用，也是小院中的一景。

二楼布置得古香古色，有镂空木窗和许多对联诗词，可惜的是这些文字和绘画均在几十年前遭到毁坏，只剩残迹。

屋顶的山花上，也曾有过繁复的装饰。

李天赐今年76多岁，开朗好客，由于常年坚持锻炼，至今精神矍铄、步履轻盈。他4岁就住在这里，对老房子的一砖一瓦倾注着感情。据他和李良晶共同回忆，李妙森有5个儿子，早年在紫帽浯垵受族人欺辱，13岁到泉州南门外打杂谋生，后来带长子李文沛到菲律宾创业，父子从小贩做起，后来生意在李文沛手上越做越大，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宿务等城市都有生意，李文沛还担任宿务商会会长。在生意最鼎盛时期，李妙森回到泉州，在青龙巷建了这座房子给家人住，由于房子太大，而对建筑要求又很高，先建完了南面，后来陆续建完了北面。

故居北侧有一个房间，李天赐把这里设成了泉州老体协自行车队的办公室，他是自行车队的领队。说到骑自行车，李天赐可谓“达人”，2014年，71岁的他和5位车友，从成都骑自行车，经过23天的艰苦行程，穿越2000多公里，终于抵达西藏拉萨。

黄雪珍民居：展翅雄鹰黄家楼

青龙巷7号

青龙巷7号是“黄雪珍民居”，开门后穿过走廊，是一座建于1948年的砖混水泥结构洋楼，造型与众不同，两侧坡屋顶和正中间凸起的山花，组合在一起神似一只展翅的雄鹰，因此远近居民也称之为“鹰哥楼”。

据华侨大学建筑系专家分析，楼顶山花有着部分巴洛克风格的装饰，两边则是装饰艺术的线条，而屋顶的造型，甚至带有美洲阿兹特克文明的建筑风格，让整栋洋楼看起来有着独特的美感。据街坊回忆，以前从刺桐港入海口望泉州，可以看到的最高建筑变是这座鹰哥楼，而山花中间也确实曾有一只泥塑雄鹰，已于几十年前被敲毁。

隘南社区曾走访过这户人家，虽然门前的铭牌上写有“黄雪珍民居”，但黄家人认为，这栋楼称为“黄世瑞、黄世泽故居”更为恰当，黄雪珍的父母名为黄世瑞和苏洗娘，黄世瑞在香港置房，想让苏洗娘搬过去，而苏洗娘觉得作为儿媳妇，她有义务要做公婆和祖先的忌日，而且故土情深，她和女儿黄雪珍选择了留在泉州。

由于乐善好施，苏洗娘当年在青龙巷、车桥头、聚宝街，甚至整个城南都有着很好的名声。有一次，一个人在街上买东西时，被小偷偷了钱，焦急之时，有街坊安慰：“不要哭，等洗娘来了和洗娘说一下，她就会帮你。”果然，苏洗娘路过听闻后，立马给了一些钱，失窃者得以满意而去。宅心仁厚的苏洗娘直到1993年去世，享年89岁，她的许多仁慈故事，仍在城南流传。

如今黄氏子孙大多定居于海外，黄雪珍是最后一位在鹰哥楼居住的老人，因年事已高，2016年搬离青龙巷，住到两位女儿家，由两位女儿轮番照顾，只有忌日回来祭拜祖先，平日这里无人居住。

林廉平民居：百年海运蚵壳厝

青龙巷32号

32号是林廉平民居，大门以前是传统闽南民居造型，后来在1972年进行改造，山花上有了在泉州洋楼中流行的装饰艺术风格。民居为三落结构，占地面积很大，而整座房子最大的特色，来自院内一座百年历史的蚵壳厝，这种用牡蛎壳打造的房子，多见于泉州东海公式埔一带，林家的这座很有可能是古城区内的唯一一座。

据林廉平的女儿林燧红介绍，老厝内的这座蚵壳厝是奶奶从别人那里买来的，以前青龙巷尾的八卦沟可以连接富美古渡口，运进厚重的蚵壳比较方便容易，这也使得这座远离东海的房子，也融进了牡蛎壳的元素。

据临江街道文化站原站长杨声荣介绍，这间蚵壳厝上的壳与本地的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显得更大和更厚实，长一点的有30多厘米，当年商船往来于泉州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商船在东南亚卸下货物，回泉州的时候，往往会装一些当地的牡蛎壳在船舱底部，保持船身稳定，回到泉州后变废为宝，被建成了蚵壳厝。

林家平时把房子给隘南社区照顾，社区这里举办了不少公益活动，平时也打理得十分得体。

林燧红回忆说，林廉平原来在税务局上班，后来调到糖烟酒专卖公司负责酒专卖，平时爱好书法，家中现在还挂着一张为当时开业的泉州中山商场题写横匾而获赠的感谢题字。1965年，还曾在财贸职工民兵体育运动会上，获得男子组设计比赛的第五名，做到了“文体兼修”。平时家中的水、木、电的维修，也全由他一人包揽。

林拔瑞故居：亚元牌匾偷珍藏

青龙巷53号

53号是林拔瑞故居，这是一座传统的闽南古厝，距今已经有两三百年，经过修复后，如今十分完好。据林氏后人林永瑞老人介绍，林拔瑞、林廷凤都是他的祖上，但具体是哪一辈的已无从考证，只听说祖上有人做过总兵。以前在青龙巷中，林氏是大家族，拥有众多的家产，比如现林拔瑞故居对面的楼房、左边的公房、右边可能一直到基督教聚宝聚会堂，这些都是林氏家族的产业，世事变迁，如今只剩下现在这座古厝了。

左右侧门上还分别写有“守节”“藏锋”二字，语出初唐书法四大家之一虞世南的《笔髓论》：“管为将帅，处运用之道，执生死之权，虚心纳物，守节藏锋故也。”守住内在，藏敛锋芒，看来既是用笔之术，也是为人之道。

林家还保存着一块清代道光年间的匾额，中间是两个大字“亚元”，明清的科举制度下，秀才们每隔三年会到省城参加一次乡试，考中的为举人，可称老爷。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二至十名称亚元。

林氏后人林伟雄拿出一块湿布，擦拭掉匾额上的浮尘，落款便显现出来，可惜的是已经无法认全，上面写着“道光辛巳（1821年）科中式举人……林廷凤立”。右侧写着“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

林永瑞回忆，过去门前有一个大埕，竖有功名旗杆，几十年前，家中的好几块匾额和一大箱的族谱资料均遭破坏，好在当年他把这块“亚元”匾偷藏了起来，免遭浩劫。

古厝保留了原有的风格，正大门后，除了上下门栓，还可以装两根粗大的抵门杠，在林伟雄的演示下，还原了这套坚固防盗措施的使用方法。

护厝边有一口圆形古井，井边还有一个洗衫石壶，常见于大户人家。

泉州市城区木偶剧团：父子四人陈家班

青龙巷64号

64号门前挂着“泉州市城区木偶剧团”的牌子，这里走出了两代四个知名的提线木偶艺人。91岁陈清波老人生于斯长于斯，与提线木偶也结缘于此。

91岁的陈清波老人

他的父亲陈德成是有名的提线木偶艺人，9岁那年，父亲请来了启蒙老师，在这老屋里教他提线木偶技艺，一学就是5年。当年的教育十分苛刻，第二天老师会让学生们背台词，背漏几处，就用竹板打几下手心，有些小伙伴背不完台词，直到凌晨一两点也不敢入睡。

陈清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三兄弟都学提线木偶，不过哥哥和弟弟在别处学艺。

学成之后，陈家父子四人共演一台戏的被传为美谈，于是这“四人组”有了“陈家班”的美誉。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弟弟陈清才组织了“泉州市城区木偶剧团”，这也是门前铭牌的来历。

青龙巷拾遗

青龙巷巷尾的青龙宫，奉祀保生大帝。保生大帝又被称为花桥公、大道公、吴真人。吴真人名夲（tāo），字华基，号云衷，祖籍泉州安溪县感德镇石门村。吴真人曾任宋代首席御医，后悬壶济世，医德高尚，深受人们敬仰。去世后被朝廷追封为大道真人、保生大帝，至今在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一带，有着非常广泛的信众。

在宋代，青龙宫称为泉州青龙吴真人庙，明朝改为泉州青龙帝君宫，民国称为泉州青龙宫，如今完整名称为泉郡青龙慈济宫。

1949年后，这里曾作为临江消防站、临江童鞋厂。1986年，由青龙巷居民陈清波、黄汉宗、林永瑞为主要负责人，发起修建青龙宫一事，经过艰苦努力和各方支持，终于让青龙宫得以恢复原貌。

27号由陈家于1933年买下，陈家当时在附近开设典当行和“新南美”干果店，生意兴隆。百年来，陈家培养出了许多人才，比如在抗美援朝中，以上校飞行员驾驶战机飞上蓝天参战的陈国贤，还有私立晦鸣中学（今泉州七中）第二任校长、华侨大学教授陈允敦，他的三本著作《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泉州古地名探源》在业界十分知名，此外，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的《“沉东京，浮福建”考辨》一文，至今仍吸引着不少人参与讨论。

李天来1949年出生于青龙巷9号，据他回忆，祖上从安溪搬迁于此，曾在附近的码头担任盐官，后来抽上了鸦片，家道中落，如今的房子是在古厝的位置翻建的。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参军，在1971年-1973年，参加了“援老抗美防空作战”，在这里“老”指“老挝”。

在部队时叉腰持枪的战士李天来。

李天来刚到老挝时才21岁，住的是就地取材的茅草房，吃的是国内运过去的食物，据他回忆，当时满腔热血，在战场上不仅不害怕，还期待能立马投入战斗。

8号现已荒颓，曾经却是清代城南著名的钱庄——“成美钱庄”，对比之下令人感慨。隘南社区营造团队曾采访过林氏后人林星炎，据他回忆，林家1863年在青龙巷买地建宅，1885年在8号宅内创建“成美钱庄”，当时门前有60平方米左右的大石埕，方便客户车马停放；前厅为经营场所；中落两间房为“银库”和武师护卫房；后院依水沟为界，增建大门，夜间可以关闭，经过林家的苦心经营，十年后，已有员工十多位，成为城南大商号之一。后由于清末社会动乱，强盗四起，“成美钱庄”虽组织武师反击，但终不堪其扰，于1904年关闭。

12号民居外墙上，有蟳埔女、红脸关公、惠安女、火鼎公婆、拍胸舞者等七个歪头形象，这些有着浓郁传统味道的可爱墙绘来自隘南社区营造团队，如今，这里也成了游客打卡的网红点之一。青龙巷12号屋主、青龙宫管理者黄跃声还积极响应，他把原本用于停车的区域空出来，出资购买长条凳置放于此，供游客和居民休憩拍照。

隘南社区营造团队此前举行青龙巷扎花灯、上世纪90年代至今‘城南旧事’照片展等活动，古城古巷在这些年轻人、专业者的努力下，变得更有活力。

和煦的阳光下，两位老人在青龙宫门前“话仙”，市井中古老祥和的青龙巷，依然是许多人记忆中温暖的城南宝地。

预告

下期《巷遇》将走万寿路，不一样的老巷，不一样的精彩，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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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鉴赏：《遗忘的二月二》

作者：杭后新闻

发表时间：03-0619:25杭锦后旗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局

遗忘的二月二

作者：田静玮

离开家乡二十年了，家乡的许多传统节日，早已淡出了我的生活，就像二月二，自成家后，就再也没过过，甚至忙碌得都不去翻看日历哪天是农历二月二。

这个节日，早已被我遗忘在了脑后，今天看到微信群的朋友们谈论有关二月二的话题，我才记起翻看日历，真的到二月二了。捡拾记忆，童年的二月二，依然豆味飘香。

家乡西北地区的习俗，二月二就是炒豆豆，吃豆豆的日子，这一天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会“咯嘣咯嘣”地嚼豆子。

二月二的前两天，村里也会来爆米花的，孩子们便会吵闹着让妈妈给篮子里装上两碗玉米或大米，排着长队挤着爆米花。爆米花的老人一手很有节奏地拉着风箱，煽着米花机下面熊熊燃烧的碳火，一手均匀地摇着米花机“骨碌碌”地转动着，等爆熟了时，孩子们都会捂着耳朵远远地躲开，只听见“啪”地一声巨响，一团白色的雾气从米花机里喷涌而出，玉米花已经倒在了铺好的布袋里，那些朵朵绽放的玉米花儿，黄灿灿的，看着就令人馋涎欲滴，吃起来更是香甜脆爽，回味无穷。

每年二月初一下午，母亲就会把家里自产的大豆用热水泡软，然后再把豆子从水里捞出来，放到案板下的地面上摊开晾，这样就会拔去豆子里多余的水分，炒出来的豆子才会酥脆。那些泡软的大豆，一个个腆着肥厚亮白的大肚皮，自信满满地等待着火炒。

母亲通常在二月二黎明前就炒好了豆子，还要进行一种仪式，用簸箕端着豆子，向院子的四周撒。边撒边念：“豆花开，豆花香，大人吃了家兴旺，娃娃吃了快成长，”“金豆豆，银豆豆，豆豆花开有丰收。”母亲在院子里撒完豆子之后，就由父亲用簸箕盛上草木灰，端到院子中央上香磕头，再从本年吉利的方位开始撒，也是边撒边念：“二月二，龙抬头，蛆蛆虫虫别抬头；要抬头，一簸箕打在灰里头。”边念边用手掌打簸箕沿，绕院子一圈，最后一直撒到牲口圈和厕所才结束。这种仪式不加修饰地寄寓了人们期盼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美好心愿。

母亲用柴火慢慢炒好的大豆，黄葱葱的，上面还有许多淡黑色的小梅花点点，闻见一股清香的豆子味，吃起来皮酥肉脆，口齿留香，是我们那时候很奢望的零食。二月二这天，每个孩子无论大小，裤兜里，上衣兜里，书包里，都会装满豆子，在节日里，老师也会满足我们的贪吃和贪玩，自习课上，满教室“咯嘣咯嘣”吃豆子的声音掩盖了读书声，那声音真的独特而清脆，如大自然清纯的天籁，美妙而动听。同学们还会相互说：“给我吃些你的二月二。”便会各自拿出自己的豆子相互交换着吃。听老人们说，谁吃了七家的豆子，谁就能长命百岁，因此我们都会吃很多家的豆子。有的同学在上课前，还会悄悄地给讲桌上放两把豆子，老师当然也心领神会，等下课了，笑眯眯的抓起豆子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份朴实而简单的幸福。吃着那些脆生生的豆子，听着那美妙的“咯嘣”声，那是我们咀嚼着童年的成长，咀嚼着童年的乐趣。

我们的衣兜里都装满了豆子，下课后打沙包或踢毽子时，一不小心，那些调皮的豆子就会你挤我碰地从衣兜里跳出来撒落一地，同学们便会撅着屁股手忙脚乱地捡拾，嘴里还会念叨着：

“二月二，炒豆豆，

家里来了你舅舅。

和白面，舍不得，

和黑面，人笑话。

杀公鸡，叫鸣呢，

杀母鸡，下蛋呢。

杀鸭子，跳着花园里，

踏的花儿乱溅呢。”

“二月二，龙抬头，

家家户户炒豆豆，

你一把，我一把，

剩下这把喂蚂蚱。

蚂蚱撑得伸了腿，

喜得娃娃咧着嘴。”孩子们嬉说着这些民谣，欢乐像爆米花一样绽放。

因为大豆性平，具有清热解毒，益气润燥，开胃健脾之功效，因此吃多了屁也多，二月二和伙伴们玩耍时，难免会有谁冷不丁地放个响屁，臭屁熏天，一群孩子便会笑着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摇摆着煽臭味，嘴里还喊道：“点，点，点屁虫”，若点到谁，大家会笑的前俯后仰，你推我搡的乐此不彼。

至于二月二为啥要吃豆子，听老人们讲过一个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惹怒了玉皇大帝，下令龙王三年不得降雨。龙王不忍百姓受灾挨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知后，便将龙王压于大山之下，并告示天下：“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人们为了拯救龙王绞尽脑汁，直到第二年二月二，一位妇女背着一袋黄豆走亲戚，途中不慎将黄豆撒了一路，阳光下，这些黄豆闪闪发光。人们看见后高兴地说：“这不就是金豆吗？炒熟了不就开花了吗？”于是人们用炒熟的豆子供献龙王，以报答救命之恩，因此感动了玉皇大帝，允许龙王继续为人间降雨。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龙王，便在每年的二月二炒黄豆，一边炒，嘴里还念叨着流传的俗语：“二月二，吃豆花，大人小孩给一把。”相沿下来就成为吃豆豆的节日。这个节日也表达了人们敬龙祈雨，让老天佑保来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的丰收祈愿。

俗语说："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其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出门寻春的美好寓意。此外“蛇”也被寓意为“龙”，因为蛇在冬天都是钻在土里冬眠的，到了二月二阳气回升，大地解冻，蛇也苏醒过来了，抬起了沉睡了一冬天的头开始活动，人们喻为“龙抬头”。而“龙抬头”的另一寓意是男子剃头，我们老家的习俗是男子正月不理发，一般人们在年前理了头，一直等到二月二这天才理发。还有的流传说：“正月剃头死舅舅”，因此人们正月不理头，但这一说法其实是一种误传。“死舅”是“思旧”的谐音，是清朝初期汉人以正月不剃头的方式怀念明朝，但又不敢公开与下达“剃头令”的清政府对抗，就有了上述说法。

现在人们对二月二的吃有些淡泊了，但却对“二月二，龙抬头”的理发却很盛行，这天各个理发店都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因为在古代人们把女人称为“凤”，男人称为“龙”，而民间普遍认为“二月二，龙抬头”这天剃头，会使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因此民谣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也是复苏和吉祥的象征，人们祈许自己来年大吉大利，朝气蓬勃，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家乡的二月二在我们小时候还有许多的忌禁，比如这一天妇女们都不能做针线活，怕戳到“龙眼”，穿到龙头；大清早不能去泉上担水，怕把龙子担回家，也怕舀水时碰触到龙头，不吉利；这一天不能推磨，以免压住龙头，还忌讳吃稀饭喝疙瘩汤，以免糊住龙眼睛，天降冰雹等，总之老人们有许多禁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禁忌早已消失了。

童年的时光远去，中年的脚步匆匆，现在生活好了，超市里的零食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买各种豆子，各种口味的可以随心所欲，而我依然很怀念那时候二月二母亲的炒豆豆，因为炒豆豆里收藏着我童年的故事，也倾注了母亲的爱，连接着永不变的亲情。

对于远嫁的我来说，就连春节也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而“二月二”早已被我遗忘，但有些怀念，却如秋菊一般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久居不散，让我总是在慢慢地咀嚼着浓浓的乡愁。

现在的人们丰衣足食，崇洋媚外，对于圣诞节，情人节这些“洋节”，被商家抄的沸沸扬扬，人们热衷于凑热闹，而像二月二炒豆豆，打灰簸箕等传统节日里略显繁缛的仪式，连同蕴含着中华民族智慧和道德素养的精典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摒弃，淡出了快节奏的网络生活。但这个世上总要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来提醒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挽留；时代的文明进步除了创新，还有传承。当我们遗忘了一些华夏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节日时，又该如何传承中国内涵深厚的文化！

来源：陇上芳草地、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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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勇：昔日的江湾五角场

作者：横浜桥上

发表时间：18-09-0600:55五角场鸟瞰

人类总是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交替之中。时间无情地快速推进，总让我们的生活画面像电影胶片无法定格，稍纵即逝。如今每当我置身于不是南京路胜似南京路的五角场商业繁华圈的巴黎春天、万达广场、又一城、合生汇……仿佛恍如隔世，如梦似境，让人感慨唏嘘。

在我有限的想象当中，先祖先辈们所见江湾是虬江在此曲折三弯，随处可见的是杂草丛生的河浜，脏乱不堪的江滩。或许人见有水有弯，便遂以名镇的。

我当兵37年，住在江湾五角场33年，恋爱，结婚，育子，伴随我的年轮飞转的同时，便是五角场日新月异的变迁。我们这一代人是五角场从一位苍老衰弱的老“妇人”变成如今“美少女”的历史见证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考入占江湾五角场三个半角的空军政治学院。那时的五角场可谓是真正的“城中村”，因为在破旧的楼房和低矮平房间，成片的菜田随处可见。在乘8路公交车行驶在黄兴路上，能看到最大一块的菜田，便是现在大润发的对面皇朝公寓这块地了。那时的55路车站终点站就在我们校门口。如果说我们学校能作为五角场的地标的话，那么它无疑也是上海东北角边缘的地标。因为当时市内公交车到此为止，再往前不通公交，步行穿过不长的短街僻巷，眼前便呈现出风吹稻穗低，处处闻蛙声的场景了。

因为当时江湾里机场占地面积大，其中不乏荒地，所以我们学校的农场也建在此地，大概地址是现在新复旦大学这块，我们在这里插过秧，割过稻，打过草，喂过猪，养过鸡，放过牛羊，凡是农活大都干过。有耕耘就有收获，我们也享受过新鲜牛奶、鸡蛋、大米等，每当挨家领取这些现在看来非常环保的“劳动成果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嘴上说因劳动所获而高兴，可心里明白屁颠颠的根本原因，还是那时薄薪所致。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30多年前，那时五角场最大商场朝阳商场位于现在的巴黎春天位置，是个破旧的二层楼，那是我们请假常光顾地方，记得二楼上是卖些衣裤的，楼梯和地面都是不知多少年前铺设的地板，走上去吱吱响，整个商场让人感觉到随时可能会塌下来，因为外面马路上汽车呼啸而过时，两层楼的商场随之有轻微的摇晃感。从朝阳商场出来，如沿淞沪路往前走是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杂货店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现在还能在一些偏远农村小镇看到类似买粮买油，修自行车，配锁等小店门，当然最多的还是晨炸油条卖豆浆，午供猪蹄炖黄豆，外加红烧猪大肠的小饭馆。如穿过不宽甚至有窄的淞沪路，说它窄是因为中央有个绿化带，而绿化带最靠近五角场的一端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地堡，有机枪眼正对着五角场转盘中央。

跨过淞沪路便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它是顺着街状呈弧形街面房，前面是一家理发店，那时人理发，洗澡是件大事，所以理发店独占五角场中心，且店内宽敞明亮，其面积起码有十多个现在理发店那么大。店里四周是理发椅，中间是一排背靠背的木头长椅，店内通常坐满等着理发的人。那时人们没有太多生意兴隆，多赚钱的概念，理发师夲着为人民服务，理发者耐心排队，无人浮躁。其时理发店还有个最明显的标志或特色，就是该门是半截的，高度大约在成人胸部处，左右两边雕着花纹木栏，一推入门后，自动反弹关闭。我们在电视剧巜上海滩》和电影巜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随处可见。可见八十年代上海理发店的门面，仍旧保持三十年代上海滩理发店的模样和风格。紧邻理发店的是旭阳商场，店前街上是川流不息的人流，步入商店也一样摩肩接踵。好在那时人多钱少，买个生活用品不复杂，顺着人流，边走边驻足片刻便买到所需物品。当然，要说那时的商店没有一点经营的想法也不确切，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旭阳商场最临街的柜台一直是最受孩子欢迎的糖果点心之类。因为那时人们工资微薄，只有先顾孩子。女人消费买化妆品装扮自己那还是后来的事。

从旭阳商场穿过翔殷路，便是挂着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空军政治学院”大门，常年有军人站岗，大门两侧是红砖围墙，特别向黄兴路方向围墙显得长而沉闷。夏天墙下行走，无一处遮挡，行人汗淋淋的在所难免。不过，每年学雷锋的日子里，总有许多军人在这里设摊，开展为民服务。有人称之为“雷锋墙”。不过别小看这普通的围墙，当年这里也曾设过许多小摊，专门向行人揽售50元一张股票认购证，恐怕有许多后来的有钱人，就是从这里淘得第一桶金。在围墙里面，是日本人留下的“飞机楼”，据说俯瞰此楼象飞机，故此得名。八十年代此楼是空军政治学院的机关办公大楼，我留校后在学院政治部宣传处任新闻干事，便在此楼办公的。据传说此楼地下有水牢，只是传说未曾见过。

如果穿过黄兴路，便走进一个五角场转盘中最为破旧不堪的，夹在黄兴路与四平路之间有点类似孤岛地段，因为周边都是马路，最内侧与后来蓝天宾馆之间也是一条小马路，此处是拖着“长辫子”的8路无轨电车的终点站。“孤岛”上大都是自我搭建的刷着白灰的破矮平房，有当地老百姓住家，也有水果店，食品店等，每当大雨过后，店内大都有水滴石穿之景。不过此“岛”也有过今天看来有些惊俗的故事。因有家两层楼名为蓝天酒店，是为空军政治学院后勤部门所开，所以店虽小，还是有过名人光顾的。当时空军政治学院篮球队闻名军内外，姚明的父亲也与球队有过共事。传说那时姚明才十几岁，常随父亲来玩，夏天在蓝天酒店吃过冷饮，并常很有礼貌说“叔叔，再加点绿豆刨冰”。

如果说那时的五角场真正有孤岛的话，那非其中心圆转盘地莫属。今日下沉广场原先是一个不折不扣马路“岛峙”，它虽与闹市只是马路相隔，却似乎属于两个世界。白天行人被汽车阻隔，无法登“岛”，夜晚“岛”上无灯无路，只有灌木丛和一些不知名的树木。如果说白天远远的望去，绿油油的一片还算景观，那么晩上在五角场原夲就昏暗的灯光下，此处就显得有些阴森森的。后来，“岛”上树了雕塑造型，顶部是个球体，柱子四周是一条盘山之路，上面有汽车在盘山而行。雕塑表明含义再明显不过了。但当时居民并不埋帐，私下嘀咕五角场顶个“球”。这也难怪，那时的徐家汇早已让人刮目相看，相比之下，五角场的居民不论乘55路出去还是回来，逢熟人很自然是那句“去市里了”，因为我们虽然是上海人，但住在五角场，被称为“下只角”的地方，说自己是上海人总点腰杆不硬。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拉开序幕，是个人们观念碰撞，思想交锋，思潮不断的年代，那时读书撰文成风，思考辩论成风，观念转变成风。人们生活行为，生存方式发生突变，表现在五角场变迁过程中，就是似乎市场化进程的速度如百米冲刺，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如下围棋抢占地盘一样，不经意间，经营各类物品的小店，固定的、流动的小摊小贩如雨后春笋，布满了大街小巷。起初，规模不大的国营商店，还有些龙头老大的味道，经营中还羞羞答答，缩头缩脚，中规中距放不下“身段”，后来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立马顿悟，施展独特的优势，拿出浑身解数加入竞争的序列。当然，处在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空政院也不甘落后，抓住机遇，破墙开店，增加收入，弥补经费不足。记得那时学院在工作指导上有两句话常讲，开门办学和破墙开店。

当年破墙开店的最大手笔，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建立了五角场地区第一家星级宾馆，也是当时上海市三星级宾馆的第一块牌子“蓝天宾馆”。

1983年全运会在江湾体育场召开，至今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纪录片里，目睹五角场的全貌。如果说该片中还有令人振奋的地方，那便是宽整的四平路以及两侧6层楼新工房。可由于当年整个五角场地区没有宾馆，运动员比赛后，全靠用大客车拉到市区宾馆去食住。所以当初蓝天宾馆建成，就当时情况而言，是填补了一项空白，从此五角场告别了没有星级宾馆的时代。

江湾五角场跟上“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发展步伐，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破旧不堪的朝阳商店，推倒破土重建，一栋一、二层为商场，楼上为住家的新朝阳商场建成；农业银行大楼破土动工建成，受读书人欢迎的五角场的唯一的书店，也在重建之后焕发了“新春”……进入90年代后，逐年有了肯德基，麦当劳以及后来的必胜客，五角场的居民不再会为吃肯德基，专程去外滩东风饭店了。当然有些商店如理发店，群艺照相馆，杂货店，布店等在商品大潮的裹挟下，苦撑数年后便渐渐的退出，不见了踪影。

五角场的变迁，外在的是适者生存的商业竞争，而内在的是商业模式以及人们生活观念转变的竞争。有一段时间，似乎全民经商，白天小门面门口揽生意的高音喇叭，此长彼伏，入夜，拉上彩灯，地摊成片，卖啥的都有，虽然嘈杂，市容难堪，可生意出奇的好。因为那时五角场大学生多，民工多，还有当兵的多，这些人都是低消费群体，因为囊中羞涩，买东西多半讲究实惠，不追求档次。

民以食为天。那时一到晩上大排档连成一片，各家用彩色尼龙布相隔，桌上摆满螺蛳、毛鱼、鸡块、各类疏菜等，应有尽用，自然啤酒是少不了的。我们几个年轻干事，没家没口的，晚上加班伏案赶稿后，都喜欢三三两两去点两个菜，喝几杯，算是夜宵，既充饥补充能量，又谈笑风生放松心情。许多年后，我与一位复旦毕业的北京大机关同志聊天，他还很认真问我，五角场的大排档还有吗。看来在他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排档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凡事成功的背后总凝聚智慧和汗水，五角场能有今天也一样。因为工作关系，我作为军人成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委员，又被当选杨浦区人大代表。参予当然更多是目睹地方同志是如何集众人智慧，发挥政府不断创新，开拓发展功能，精心描绘蓝图，再经人大代表建议、完善、通过，然后扎实肯干谋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把蓝图变为现实。特别是乘上海承办世博会的东风，五角场的发展步入现代发展的模式，有档次上品位商场无论外在造型，还是内在装饰都非常摩登。随着部队不准租赁经商，路边小店关门，拆除透绿，脏乱差彻底根除。江湾五角场终于生机盎然，傲然挺立，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市副中心，与徐家汇遥遥相应，成为令人神往和惊叹的双子座。

入夜，彩蛋上灯光色彩图案变化莫测，宽大屏幕大放异彩，霓虹灯和步行街上的造型独特路灯相互呼应，加上熙熙攘攘，脸上挂满笑容，充满自信，穿戴飘逸雅致的人流……一阵阵都市特有的香风拂面，风情万种，好一派如梦如醉的“夜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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